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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之批評陳獨秀先生的機會主義，就是受鮑羅庭的影響。鮑羅庭在緊要關頭，拒絕了我
的武裝農民這一建議，也足以證明史達林的批評無論如何是過分了。
在此時期內（即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以前的五月上旬），一切重要問題都在蔣、張、鮑三
巨頭秘密商談之中。鮑羅庭遵守三巨頭之約，不向我吐露實情；他向我說的話，大多是閃鑠
其詞的。我為此深感不滿，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與鮑共同負責之意。鮑羅庭總是
要求我信任他，申言決不會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時左右，鮑羅庭找著我和譚平山，要我們立即去訪問蔣介石和張
靜江。他說明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明天就要開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外間謠言甚多，主要
是傳說中共要發動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中央的決議。蔣介石對這些傳說甚表關切。鮑羅庭
希望我們向蔣、張表示，對次日的會議內容並不知情，所以也說不上贊成或反對；並表陳中
共始終維護國共合作，亦決不會作公開反對之舉，如果翌日廣州市內發現有反對該次會議的
傳單標語或其他行動，完全與中共無關。
鮑羅庭此一建議，使我和譚平山都感尷尬。譚平山是任國民黨組織部長的中共黨員，一
向是親汪精衛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後，並未與蔣有所接觸，一直保持緘默。他聽
了鮑羅庭的話，苦笑不語。我則表示廣州市確有破壞國共關係的謠傳，人們早已知道與中共
無關。現在我們只知道有個黨務整理方案將提出討論，但詳細內容並未與聞，而反要我們先
去向人表示決不反對，以示忠誠，未免太過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後來，經過鮑羅庭的再三勸
說，我們終於應允了。
當時八時左右，我和譚平山驅車前往東山，訪問蔣介石將軍，我們依照鮑羅庭的要求，
向蔣表示中共對國民黨這次會議所采的態度。蔣氏色然而喜，頻頻表示欣慰，當即陪同我們
去看張靜江。我們又把來意重述一遍，張靜江也顯得非常高興，認為這樣好極了，大家能夠
相忍為國，革命成功當指日可待。
那次晤談，在和諧氣氛中結束。但譚平山的心情頗為沉重，在歸途中一言不發，他似已
預感到他將在翌日討論黨務整理方案會議被整肅掉；而這個面臨被整肅的命運的人，竟要先
去拜會他的政敵，笑臉相向，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第二屆第二次中央全會在戒備森嚴中揭幕。會議所要達
成的任務，是在準備北伐的名義下，通過黨務整理方案，調整國共關係；確立國民黨的領導
權。蔣介石從此步上了權力的極峰，軍權高於黨權的作法也由是開始。
黨務整理方案⑥的主要內容規定：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對三民主義不得懷疑和批評；跨
黨黨員不得任黨中央部長，任高級黨部執行委員亦不得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設立國共兩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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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聯席會議；共產國際所給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對在國民黨內之中共黨員所發的一切訓令，
均須交由聯席會議通過；在國民黨內共產黨員的名單應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以及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等等。在中共看來，國民黨所採取的這些辦法，絕非如人們所
說的由“容共”到“聯共”⑦，其用意無寧是限制中共的發展，打擊中共之獨立存在。
會議上撤銷了汪精衛的領導權，名義上是由張靜江代替，實權則落在蔣氏的掌握中。在
蔣介石將軍的提議之下，原任監察委員的張靜江獲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譚延闓接替汪
精衛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國民政府主席，蔣氏本人則接替譚平山任中央組織部長。
這些改革都是蔣氏一手促成的，也許形式上經過蔣、張、鮑三巨頭的密商。
中共黨員之出席會議者，如譚平山、林祖涵等採取了保留的容忍態度。他們聲稱自己不
能作主，須待中共中央處理。
可是國民黨內部的糾紛也在那次會議上暴露了出來。五月十九日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主
席的時候，第四軍軍長李濟琛發問：“沒有到會的人也可以當選嗎？”任會議主席的張靜江只
好答覆：“當然可以。”於是李濟琛便在選票上寫了蘋果一樣大的“胡漢民”三個大字，就退
席了。這件事引起了廣州要人們的各種議論，有的人說：“李濟琛不滿蔣介石的跋扈，原想選
汪精衛，但恐引起衝突，因改選胡漢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說：“第四軍廣東系統的人物不
滿浙江系⑧的橫蠻，市上所發現的反對浙江系的標語都是他主使的；李濟琛之選胡漢民，可
予證實。”李濟琛與蔣介石之間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開始表面化了。
黨務整理方案公布以後，廣州的中共同志無不萬分激憤。有的說：“鮑羅庭被綁票了，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