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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使我們感覺到與伊爾庫次克以東的情形漸漸不同。
沿途各地在內戰中的破壞痕跡仍然到處可見，但已稍作整修，車站和工廠的煙囪多數仍
依舊沒有冒煙，但在克拉斯羅亞爾斯克（Krasnoyarsk ）地方看到了一些大煤堆，據說這裡
的煤礦已開始修復了。新經濟政策的影響，愈往西走愈明顯。各車站上的小販逐漸加多，只
是麵包、牛奶等食品的價格都是天文數字，而且，他們顯然對紙幣不感興趣，所歡迎的乃是
物物交易。過了烏拉山以西到達歐俄境內後，這是當時饑荒較嚴重的區域，車站上到處扁集
著面黃肌瘦的男女老少饑民，紛紛向火車上的旅客乞求食物，如果給予一些麵包皮屑，便使
他們如獲至寶。小販們最希望能從旅客中換到一些鹽或一盒火柴，如願以償後便喜形於色，
嘆為奇遇。我們的專車，就在這種饑荒紊亂的現象中，在俄國人的驚奇羨慕眼光中，在沿途
各站儀仗隊的軍樂與敬禮的口令聲中，大約走了九天的時間，到達了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莫斯
科。
在巍峨雄偉的莫斯科車站，我們受到盛大的歡迎。從國際歌的激昂聲調中，我們被擁進
了迎賓的大卡車。歡迎的行列是些甚麼團體，當時根本來不及注意，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些甚
麼；只能從他們的各種表現上領會主人的一番盛意。只有那位在東方極負盛譽的日本老社會
黨黨魁片山潛所致的歡迎詞，予人較深的印象，且因早聞其名，這次見到後就更覺親切。在
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應都比伊爾庫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並有香菸、
糖、內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給。代表們享受著這種特別優待，幾乎不相信當時的莫斯科正
在糧食物資極端缺乏的艱苦狀態中。
其實，過慣了東方刻苦生活的代表們，對於衣食住行等等的艱苦倒不甚介意，最關心的
卻是大會將於何時舉行及如何舉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機會多作考察，可是又苦於無從找到適
當的翻譯人員。例如在五四運動中與我同時充任學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專修學校
的畢業生，任北京晨報特派記者到俄國已經一年多，俄語雖尚欠流利，但已可應付，他當時
患著嚴重的肺病，住在醫院裡不能常出來。此外在東方大學肄業的劉少奇、彭述之等八個青
年，原是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生，由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派到莫斯科還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
華僑中也有少數的布爾什維克，但只能說些“洋涇濱”俄文。即整個共產國際中的俄國人，
也找不出一個中國語專家。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身在莫斯科，卻無法對於俄國一切情形作廣
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個人來說，確是感到非常遺憾，譬如當時由瞿秋白譯成中文後油印分
發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文字既不通順，且有許多不妥當與
費解之處；我雖用英譯本對照著來讀這個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讀懂了。
我們這些代表，就象一批半聾半啞的學生，由那些招待人員帶領到各處去參觀。其實，
與其說是我們到各處去參觀，倒不如說是讓各處的俄國人參觀我們。我們似乎已成為最新鮮
而富有鼓勵性的活動宣傳模型，因為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現在莫斯科的公眾之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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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象徵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已經有了成績，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們參觀了克里姆林
宮的歷代帝王的陳跡，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種博物館，和革命時代的地下工作紀念處
所。至於工廠則多數沒有復工，學校的秩序也沒安定，當時還不足以成為參觀的對象。此外，
我們有時坐在大劇院的俄皇御用的包廂中欣賞大場面的歌劇，有時出席各種歡迎會並登台講
演，無不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還有一件事令我感覺到異常親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
是當時東方大學的八位青年中國朋友，用長時間省儉下來的馬鈴薯，款待我和其他幾位中國
代表。這一小盤馬鈴薯非任何貴重物質所能換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與友愛的象徵。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終於在一間不很寬敞的會議廳中開幕了。
來自遠東各國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聽的，遠東各國在俄僑民代表和學生，一齊計算在內，
約有一百六十餘人。由共產國際主席季洛維夫（Zinoviev ）宣布開會以後，大會旋即推舉列
寧、托洛斯基、片山潛、季洛維夫及史達林五人為名譽主席。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沙發洛夫
（Safarov），美、印、匈等國的共產黨代表和遠東各國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為主席，我
也是其中之一。
大會議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維夫報告國際形勢與華盛頓會議結果；二、各國代表報告；
三、由沙發洛夫報告共產主義者對民族和殖民問題的立場以及共產主義與民族革命政黨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