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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務系統，統治俄共，殺害幾十萬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數的革
命元勛。現在中共的史達林門徒，也如法炮製，中共的前途，勢將不堪設想。
我平心靜氣對鄧發說明了我的所見。我告訴他四方面軍沒有政治保衛局獨立的工作系統。
我們在鄂豫皖時曾研討過這個問題，認為軍事幹部最大多數是黨員，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
用不著派人監視。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和黨的組織，就經常注意軍中的政治狀況（其中也有
少數人兼任政治保衛工作），一般軍官又有政治委員監督。如果再在各級軍事單位中派些監視
人員，在各級幹部身邊又派些警衛員，這在組織上是不合理的，也會引起被監視者的不安。
鄧發認為這是中央的既定製度，四方面軍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紹他屬下的人員到四方面軍
去，立即建立獨立的政治保衛局工作系統，並下令分批調集四方面軍原任警衛員的可靠黨員，
交他訓練後仍回原職。就為了這件事，我在撫邊第一次說出了“不”字。我告訴鄧發，我不
能這樣做，因為我只是中央一員，並無權下命令。
午飯後，中央各要人都陸續走了，這使我鬆了一口氣，因為在他們未走以前，他們車輪
式的跟我談，簡直弄得我有些頭昏眼花，而談話的結果又多是令人不滿意的。在軍事計劃方
面，因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區的放棄，失去了向東向南發展的機會；而向北發展，又須到
了毛兒蓋以後才能作具體決定。在黨內政治問題方面，議論雖多，但亦毫無具體結果。因此
懋功之會，在我看來是失敗了。
午後我才有機會與四方面軍的幹部接談。由懋功北移到撫邊來的第三十軍的幹部們，多
對這次一、四兩方面軍的會合表示憂慮。他們告訴我，第三十軍與第一方面軍的林彪部初在
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時，雙方是非常親切的，中央各要人初次看見第三十軍的時候，也曾
多方讚許地四方面軍，可是這種友愛的氣氛，不兩天就改變了。
四方面軍幹部們說的話，大致有這樣幾點：一、一方面軍的幹部總是說蔣介石的飛機和
大炮厲害，四方面軍還沒嘗過這個味道，當初一方面軍的力量遠較四方面軍為強大，尚且不
是敵手，何況區區的四方面軍，我的同僚憂慮這種失敗主義情緒，會影響四方面軍的士氣。
二、一方面軍的幹部，有些發表誹謗我的言論，不是說我是老機會主義，為共產國際和中共
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說西北聯邦政府這一主張，是右傾的具體表現。這一點引起了四方面軍
的反感，他們和我一道奮鬥多年，他們的體驗直接否定了這種誹謗。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調
查人員到第三十軍中去調查實況。這些調查者往往誇大地四方面軍的缺點，特別是找到幾個
軍官罵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軍有濃厚的軍閥習氣。四、那些調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
軍一般幹部只知毛澤東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員的名字這一事實，硬說地四
方面軍不尊重中央，甚至說，這是張某人故意乾的。
第三十軍政治部一位負責同志，曾將他與一方面軍同志的談話，記錄下來交給我看。這
份記錄就包括了上述各點。根據這份記錄看雙方的對話，表示第四方面軍的同志頗識大義，
所有解釋，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面軍的同志則不免吹毛求疵，顯有成見。我看了這份記錄，
覺得錯誤不在我們這一方面，也不在一方面軍，只是中共中央的領導有了問題。當時中共中
央的同志與第一方面軍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面軍的同志們分辨不清，認為這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機關。我所遇到的同志們對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們多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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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四方面軍一般戰士，以前對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會合接觸，便覺得完
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們指責第一方面軍紀律廢弛，亂打土豪，對藏族的態度不好，一路他
們都看見過打罵藏人和私拿藏人東西的事情。也有人對中央少數人坐轎子的事表示不滿，認
為這是不愛護戰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說中央對第一方面軍的領導是偏重與控制。
第一方面軍也有些人不滿中共中央的領導，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軍的熟識同志透露他們
的意見。他們描述此次長征，中央領導著第一方面軍，一路都是避免戰爭，養成了一種喪失
鬥志的心理，如今還不知跑到那裡去？他們大致認為，“我能住、寇亦能住”，不能老是亂跑，
應使全軍得到休息整理。他們希望一、四兩方面軍精誠團結，不願因中央的偏見損傷彼此間
的關係，這種愛黨的熱忱，促使他們希望四方面軍的幹部們，能夠拿英勇奮鬥的精神，去影
響中央這種頹廢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