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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曾找我作過一次試探性的談話，他說了一些惋惜在中國沒有機會和我見面的客氣話
之後，便問我是否願意與瞿秋白合作，共同去反右傾，我回答他，我對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
黨的情況，還不很清楚，暫時不能表示什麼意見，至於中共內部問題，已由中共六次大會解
決，既反機會主義又反盲動主義。我是擁護中共六次大會的決議的，如果有人反對這個決議，
那我可能給他一個反擊。不過我不挑戰，只是應戰，魯易門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就沒有在大
會上發言攻擊我。
羅明那滋和魯易門的活動是令人側目的，其他的代表們，包括其他的俄共代表在內，大
都持穩重態度，所有發言，多系就事論事，不去播弄是非。曾有一位我不認識的某國代表笑
著向我說：這兩個寶貝，是史達林的打手，專門製造糾紛。也許是由於這兩個寶貝的活動太
離譜了，後來他們先後都為史達林所唾棄。
這次大會的決議是根據第三時期這個根本看法而制訂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造成
的災害，不亞於瞿秋白盲動主義之在中國，這在德國問題上，尤為顯明。當時德共書記泰爾
曼曾出席中共代表團的會議，發表一篇冗長的演說，企圖說明共產國際和德共政治路線的正
確，他曾指出德國是資本主義統治矛盾的焦點，德國內部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劇烈衝突，
在國際關係上，又有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多種矛盾；因而認為德國已經具備了無產階級革命的
條件，只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障礙眷革命的發展，如果德共起來積極反社會民主黨和黨內對社
會民主黨的妥協傾向，德國革命將很快的獲得勝利。
我曾向泰爾曼提出質問，表示他並未明白指出德共的勢力究竟已壯大到什麼程度，也瞬
有證明如果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權被推翻，就等於德共的勝利。泰爾曼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詳
細置答，卻以驚奇的眼光盯著我，也許他覺得我與布哈林的見解如出一轍。
其實，事先我並沒有與布哈林交換過有關德國問題的意見，我的這些疑問，只是根據我
的直覺。可是後來事實證明，泰爾曼的看法是錯了，德共反社會法西斯蒂的政策，無異替希
特勒鋪平了統治德國的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後，推行反共反蘇聯的政策，這些顯然是共產國
際六次大會政策失敗的明證。後來，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不得不改採人民陣
線反法西斯蒂的策略，也無異是史達林的盲動主義的悼歌。
瞿秋白不滿意布哈林對他的盲動主義的批評，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中企圖乘勢翻
案。中共問題原已在它的六次代表大會中獲得解決，並經以正式文件報告共產國際，布哈林
在共產國際這次大會的發言，曾說到各國共產黨在第三時期的新形勢，主要是反右傾，只有
中共是個例外，它應繼續克服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瞿秋白曾起而反駁，認為中共盲動主義
並不嚴重，而且已經克服了，目前在中國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志不敢堅決與蔣介石統治作
鬥爭，是當前主要的右傾危險；因而在中國也同樣要著重於反右傾。
不待說，羅明那滋和魯易門支持瞿秋白的見解，此外，不少史達林的追隨者似也覺得在
反右傾的高潮中，居然有個例外，未免有些煞風景，甚至也有人覺得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
布哈林指導之下所形成的決議，可能有右傾的私貨，因而共產國際雖批准了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會的決議，但仍決定將中國問題交由東方部重新予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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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大會閉幕以後，東方部經常舉行會議，討論中共問題，中共是共產國際在東方的一個主
要支部，自然受到重視，東方部和西歐局是共產國際兩個重要的組織，它們分別主持所屬各
支部的政策擬訂工作。然後再由共產國際主席團或秘書處核定。
當時的東方部自然也是在史達林勢力控制之下。支持布哈林主張的人已經沒有了。任部
長的芬蘭人枯西寧是共產國際一位重要理論家，他曾擁護過布哈林的主張，當時正忙於洗刷
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任枯西寧主要顧問的沙華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親信，
曾任東方部長，他之所以再度成為東方部的紅人，似是史達林認為在反布哈林的右傾中，這
個被處罰過的左傾反對派，還有利用的價值。還有一位顧問是匈牙利籍的理論家馬加爾，曾
著過《中國農民問題》一書，強調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共產方式的說法。與官方在這方面的理
論，頗有出入。他們多不願捲入紛爭裡面去。至於任東方部之下的中國部部長的米夫，則謹
守著史達林的立場，不敢有所主張，我們曾目之為“官僚”。其實，在獨裁制度之下，個人雖
具天才，也是無由表現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瞿秋白獲選為共產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