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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們多數仍受神權命運等舊觀念所支配，不理解為什麼會有一支與四川軍隊迥然不同的
紅四方面軍，而這支軍隊竟又會到通南巴來。在他們的意識中，外省軍隊到了四川總是胡作
非為的，為什麼紅四方面軍竟能一反外省軍隊所為，專為窮人打抱不平。他們不理解共產黨
和蘇維埃這樣抽象的名詞，總希望找出一個具體的“人”來，用他們腦中的神權命運觀念來
牽強解釋一番，這樣，就發生過一個可笑的故事。
我這個領導人自然是一般鄉下人所注目的，對我就有許多牽強附會的解釋。他們聯想到
民國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壩地方，曾有一位姓張的青年農民，領導過一次劫富濟貧式的
暴動。不久暴動失敗了，那位張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壩附近的人，認為現在的“張
國燾”，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壩暴動領袖張某，他們說兩者之間身材年齡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
草壩的張某流亡在外，經過神仙指點，現在脫胎換骨回來了。他們認為如果不是苦草壩的張
某，為什麼紅四方面軍竟會來到通南巴，視通南巴如家園，愛護備至，足證此張某即彼張某
了。這種訛傳迅即傳遍了整個川北蘇區，為一般鄉下人所深信。他們以為共產黨、蘇維埃這
類名詞，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法語”而已。
這個訛傳曾風靡一時，一般人覺得通南巴出了一個“真命天子”，這與通南巴的風水和人
民命運大有關係，甚至那位農民暴動領袖張某的妻子，都曾來看看我是不是她失蹤了的丈夫。
可是我們不願助長鄉下人這種愚昧觀念，我和其他同志們都極力否認這是事實，積極向人民
解釋共產黨和蘇維埃的起源，說明紅軍是由共產黨創造出來的，而張國燾是一個人所共知的
共產黨員，並不出生於四川。經我們多方解釋，人們才漸漸了解到共產黨和蘇維埃究竟是怎
麼一回事，原有的訛傳也逐漸消沉下去了。
這個故事說明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當地人民的舊觀念，期間的距離不可以道里計。我不想
多耽誤讀者的時間，去發掘此中的詳情。簡單的說來，川北蘇區後來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革命
人物，但論到當地的中共組織，最多只能說是一個農民革命的團體。
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建立了川北蘇維埃政府，和鄂豫皖蘇區政府一樣，這個新政
府進行著同樣性質的工作。在工作進行中，所遇到的困難有異於鄂豫皖區，表現了這裡的特
點。分配土地是首要任務，在這個區域內積極執行，一般說來，通南巴一帶地廣人稀，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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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鴉片之後，糧食耕種的面積增加了，但還有些山地，因為無人耕種荒廢在那裡。土地多於人
口，在分配上就比較容易進行。我們分配的辦法是：原有自耕農的土地不動；佃戶耕種地主
的土地，即歸佃戶所有；然後截長補短，富農土地多餘的或佃戶耕種面積過大的，都勻出一
部給土地不足的，此外還搭配一些山地給土地不足的。我們同樣發給土地使用證，但認為現
在的分配，乃是初步性質，將來仍可查田重分
這個區域內紅軍戰士家屬，多分得較多較好的土地。因此，他們可以用半雇用勞動或部
分僱傭勞動，來代替耕作，沒有發生像鄂豫皖區代耕制度的問題。這一帶山區常發生婦女招
“上門漢”①的事，甚至紅軍的逃亡士兵，有些也被山裡的婦女召去當上門漢去了。這是過
去苛捐雜稅的壓迫以及鴉片的毒害，加重了壯年男丁不足的現象，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
為了紅軍家屬的土地不致荒廢，也只有任他採用雇用勞動的辦法了。
當地窮人對紳糧們極其痛恨，報復心理十分濃厚。在各鄉村的群眾大會上，都充滿了報
仇雪恨的事情。一個土豪劣紳往往被幾十個乃至上百個的苦主控訴；甚至一個只是當過甲長
的人也難免被農民控訴。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農民分清主從，辨別輕重，不要將土豪們
的小爪牙，也算成土豪。各鄉村農民往往發生對土豪劣紳直接行動的事，蘇維埃政府則要求
群眾應將這類案件，叫縣政府政治保衛局或革命法庭法辦。
紅四方面軍的政工人員不直接懲辦土豪，往往還糾正一些當地人民處罰土豪的偏激行動。
拘押土豪追繳罰款的事，在這個蘇區內並不常見。我軍政治工作人員會同當地人民徵發土豪
劣紳的糧食的時候，也沒收他們所儲藏的鴉片，其價值即足以供應我軍。在禁菸高潮中，沒
收鴉片是天經地義，不會引起人們的反感。
分土地和打土豪這兩項工作的進行，逐漸引起地主土豪們的反抗，也使蘇區的人民發生
階級分化。地主土豪們最初也曾讚揚紅軍廢除苛捐雜稅的章程，但他們懼怕當地窮苦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