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3頁
為他有正直誠實的風度。
他說到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時，雖然避免提到共產國際政策上的錯誤，但也沒有肯定
表示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對的；也沒有說到陳獨秀時代中央的錯誤是由於違反了共
產國際的指示。但卻直率的說：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們，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這是鐵
一般的事實。他根據這種論斷，對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這種關係深表遺憾。
他提到國共合作時期，尤其是武漢時期的種種事買時，認為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敵人的力
量過於強大，同時國際革命力量並不能給中國革命以有力的支援，這是因為中國革命達於高
潮時，西歐的革命運動卻正受到挫折的緣故。但中共中央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聯合戰線的
任務，缺乏正確的了解；在緊急關頭，不能打破敵人的包圍，因而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
他提到南昌暴動一事時，大聲地說，共產國際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確有發出。但他沒有
進而批評這個舉動是否正確，和為甚麼發出這封阻止的電報。他繼而宣稱南昌暴動是反對中
國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這一行動基本上是對的。他對於未能使南昌暴動與秋收暴動結合起來
這一點，認為是最大的失算。
他嚴厲批評盲動主義的錯誤，要求這次大會予以糾正。但他畢竟不願中共受到更大的震
盪，多少採取和事老的態度，號召中共黨員在共產國際正確路線之下團結起來。
他極力說明反帝國主義的重要。他認為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將有瓜分
中國的帝國主義大戰發生；因此，爭取中國的獨立，還是中國革命者主要的任務。由此出發，
他認為中共將來還要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結成反帝聯合戰線。甚至認為將來中國革命政權可
能由中共和譚平山這一類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平分職掌。他不主張過份強調反富農，他的這種
主張，甚有先見之明，後來卻被史達林派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
繼布哈林之後，是瞿秋白作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花了很多時間談國共合作時期的故事。
他批評陳獨秀雖然贊成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但放棄領導權的爭取，甘心做國民黨的尾巴。
又指我一貫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國民黨爭革命領導，同樣是右傾機會主
義。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確的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贊成加入國民黨去積極爭取中國國民革
命的領導權。但他的論據，除了引證一些列寧的話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顯明的歷史事實，
來證明他的立場完全正確。而且他並沒有著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動主義的錯誤和明確表示中共
今後應取的方針，因此，他的報告曾引起多數代表的不滿。
143／185
----------------------- Page 295-----------------------
《我的回憶》第二冊
大會討論這些報告將告結束時，瞿秋白提出了各組審查委員會的名單，負審查各種報告
和提案，以及起草決議之責，再提交大會批准。由於許多代表不滿意他所提出來的名單，認
為各名單中沒有適當的包括反對方面的同志，曾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大會否決了他所提出的
名單。這件事使瞿秋白認為是大會對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會場，向共產國際求援。結果，
共產國際派來四位年老資深的委員，半用壓力半用調解的方式，才將名單予以適當的修改通
過。
代表們在主張上，大致有這麼一種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數追隨者，堅持八七會議以後
的中央路線是正確的。王若飛、汪澤愷這兩位與陳獨秀關係較密切的人物，嚴格批評瞿秋白
所作所為都是錯誤的。在這兩種極端主張之中，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等，主張維持瞿秋
白中央的領導，但須糾正錯誤，我和蔡和森、項英、羅章龍、王仲一等，主張瞿秋白應徹底
改正錯誤，才能繼續在中央工作。
這次大會，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之下舉行，布哈林等人，並不經常來參加，但擔任中國
部長的米夫，率領著土地問題專家沃林等人，卻是每次會議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產國際的
名義，在那裡施用壓力。他曾約我懇談，開門見山的向我說，共產國際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
除成見，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糾正錯誤，合作當無問題。他進而探詢，是否這
種合作帶有勉強性質。我曾指著案上一個磁茶杯說：就像這個茶杯，被打成幾片，雖然可以
補起來，究竟不如沒有補的那麼自然，也希望以後再不會有人將它打碎。米夫回答說：共產
黨的組織，究竟不好比作一個茶杯，因為它是有機的東西，共產國際自信有力量領導中國同
志，改正錯誤，並使他們團結合作，只要你答應，我就可以向共產國際報告我們中間已獲得
諒解。我覺得他的話涵有強制的氣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產國際的裁處。他似向瞿秋白也同
樣表示過，也收到同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