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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他們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公式來看，總覺得有點不合理想。他們在說到中共
的發展歷史時，-往往要去費力找尋中國工人階級如何形成，如何發展的軌跡，來渲染一番，
其實都是多餘的。在落後的國家中，知識分子是少數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氣候的測量器，
以往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和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等，也都是一些得風氣之
先的知識分子發動起來的。歐戰中中國工商業雖一度得到相當的發展，五四運動雖也掀起了
中華民族覺醒的浪潮，但這些並未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況。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產主義
為何物，就是當時同情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也多數對馬克思主義缺乏了解，更無組黨經驗。
因此，共產小組不能一開始就是工人的，也不會一開始就是人數眾多的組織。
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五四運動推動中國青年向
左走，構成一種愛好社會主義的風氣，這是使共產小組得以產生並迅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
中共的發動者們，大都是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運動的經驗來建立中共的
始基。我們養成了一種為新理想而實幹的精神，也繼承著五四學生運動中那種團結互助的組
織作風，因而能不重蹈中國舊有政黨的那種鬧意氣的士大夫積習，一開始就以一種富於團結
力的新姿態出現。
在建黨的工作中，我們擺脫了歷史悠久的國民黨的影響，形成自己的獨立組織，又逐漸
與無政府主義者分道揚鑣，取得陣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們沒有讓投機分子侵入，卻團聚
了我們所能團聚的共產主義者到這個組織中來。我們的發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國會議員胡
鄂公所組織的另一共產黨④，和一位工會領袖黃介民所組織的大同黨等等都為之掩旗息鼓。
當時共產黨人冒險犯難精神也是十分旺盛，並在工人群眾中開闢了工作的新天地。這一切都
是中國共產運動發展起來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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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我們嚮往於俄國革命，但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素養，更沒有運用之於中國實際環境的經驗。
後來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擬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國問題，即使完全
為中國革命著想，也不免要發生不切實際的流弊。中國革命就因此遭受著難於形容的災害。
事實不如理想的美麗，差之毫厘，往往會謬以千里，這是中國革命家所應反省的。
①《湘江評論》周刊是湖南學生聯合會的刊物，由毛澤東主編，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創刊，出版
到第四期時，即因登載反對軍閥張敬堯的文字於當年八月中旬為長沙軍帶所查封，該刊第五期雖經印就，
但已無法發行。
②《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施存統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創辦。由於施存統發表
《非孝》一文，以致發生該校校長經子淵去職與學生的“留經”風潮，引起全國的注意。
③ 毛澤東自己也承認他受陳獨秀先生的影響極大。見《毛澤東自傳》第三章。愛德迦?史諾筆錄。
④ 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國會議員，自命為共產主義者，他於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聯絡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學
生，組織了另一個共產主義者的團體，它的組成分子不久為北京共產小組所吸收，至於胡本人則因為他只
是一個政客，沒有準其加入。
第六章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一年四月間，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發起人—覺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個良好
的開始，組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廣州各地同志們互相函商的結果，決定於六月
中旬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根據這個決定，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
席；但他因為正聞匕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
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我因須參加大會籌備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達上海的一個（大約在五月中旬）。下車後
我就去看李達。他告訴我許多有關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沒有已往那末緊張，
有些事都陷於停滯狀態；這是因為李漢俊和其他的同志們多忙於教書和寫作，不能像陳獨秀
先生在這裡時那樣全神貫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來了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羅
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說話，像是一個老實人；另外一位負主要責任的名叫馬林（Ma
Lin ），這個洋鬼子很驕傲，很難說話，作風與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與李漢俊及李達第一次
見面就談得不大投機，他已知道我要來上海，急於要和我晤談。
李達很注重我們與共產國際間的關係，自己則不願和他們打交道，故希望我能與馬林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