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9頁
店，是當時要人們宴會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裡參加兩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會。他們於酒醉飯飽之後，高談闊論一番；有些重要問題，也就在這種場合交換意見，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說不僅成為風尚，而且內容是愈左愈好；連工商界的老闆們演說時，
也會高呼“世界革命萬歲”！但這些會議宴會演說等，不免多系空談自誤，缺乏實際內容。我
參加這場合算是較少的；一般說來，中共湖北區委會的工作較之其他的革命機構，效率是要
高些。
在武漢占領後的初期，中共所領導的農民運動，只是開始階段，還不為人所注意。至於
當時的職工運動，則極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軍占領漢口後的一個星期，一個工界懇親
會即假國民黨漢口市黨部舉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餘人，代表一百多個工會。北伐軍總司令
部、總政治部、前敵總指揮部、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漢口市黨部等重要機構，都派有代表參
加。會議決定了三項重要議案：一、懲辦工賊；二、催促各工廠從速開工；三、組織湖北全
省總工會。又決定第一二兩項請總政治部負責辦理，第三項則由各工會負責進行。中共方面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項英、許白昊等重要工會領袖，發揮著領導作用。
上述三點決議，確也是當時職工運動的當務之急。湖北的職工運動經過吳佩孚的“二?七”
鎮壓，工會組織業已破碎，從前的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事實上也不存在了。繼之而起的只
有中共所領導的一些工會秘密小組。有些過去的工運領袖在吳佩孚威迫利誘之下屈服了，其
中還有些為吳佩孚做破壞工會的工作，即所謂“工賊”。當時最著名的一個工賊是郭聘帛，他
有國民黨黨籍，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團聯合會的一個重要職員，在“二?七”罷工後，
紛傳他已成為吳佩孚的鷹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領袖受到殺害。眾怨所積，郭聘帛終
由總政治部逮捕了。懲辦工賊是工會方面極重視的事，當初總政治部根據蔣氏的意旨主張寬
大；可是不少工會領袖曾向總政治部力爭，郭聘帛因而卒被處死判④。
催促各工廠迅速開工，更是不容易解決的事。當時武漢的工廠企業，有的已經停工，有
的減產，有的勉強維持；這種經濟不景氣，確也是戰時所難免的狀況。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廠
復工，才不致失業；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使工廠企業更難經營。總
政治部除了運用政治壓力，催促各工廠開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當時軍需浩繁，
財政當局只能設法增加一些收益，那裡顧得到工商業的復甦。一般說來，只知要錢的軍人們，
既不懂甚麼財政經濟政策，更不會有甚麼貸款幫助工商業的打算，而他們的意見又有決定性
的作用。
我曾強調國民政府應確立戰時財政經濟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於各縣地主富人的捐獻；
對大城市工業生產的獎勵，市場的活躍，以及貸款救濟等項，都是應當認真考慮的措施。李
立三則主張工人參加管理生產；他認為這樣做，才能使工廠復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視勞動紀
律，認真進行生產。這些建議又為當時實際條件所限制，難於實行。因此，當時一般熱心革
命的人物，多覺得軍事上確有進展，在政治和經濟上則毫無辦法。
組織總工會是工會內部一件複雜的工作。武漢不過是中國腹地一個商業中心，近代企業
並不發達；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業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數，自然，這樣的工人群眾也會富有
行會觀念和受著秘密會社的流氓觀念所影響。他們已往的處境的惡劣，是毋待費詞的，漢口
租界巡捕曾發生打死人力車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見慣。在革命浪潮犯濫到武漢的
59／185
----------------------- Page 211-----------------------
《我的回憶》第二冊
時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報復”、“泄憤”、“翻身”等情緒；如“發洋財”這一句話，就是
很流行的。這句話的含義固然很複雜，主要卻與“鏟富濟貧”的觀念一脈相通，不過所要鏟
的是洋資本家罷了。他們雖經過“二?七”罷工的洗禮，但要組成近代的工會，按照當時的
經濟條件，來維護工人的利益，還是困難重重。
湖北全省總工會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當天廣大的工人群眾首先參加盛大的
國慶紀念會；接著舉行總工會成立會；發布成立宣言；選舉向忠發為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
劉少奇、項英為副委員長，分任總務組織宣傳處長，許白昊為秘書長。總工會之下，還設有
工人糾察隊，其盛況不亞於廣州的省港罷工委員會。那天又適逢武昌克復，消息傳來，會場
工人群眾更是歡欣若狂。
工會的組織在激劇擴大之中，並向武漢以外的各縣市發展。到一九二六年底，總工會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