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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內的軍隊和炮艦，干涉中國內政，反對中國革命；愈到中國北部，日本的侵略勢力，
更是不肯輕易退讓。蔣介石汪精衛等雖然是相繼清共分共，但還在與奉系軍閥作戰，並未有
與日本等列強勢力勾結起來。中共最主要的錯誤，就是沒有看清楚這一點，即是國共鬧翻了，
大批共產黨人受到了殺害，但國民革命還未成功。如果中共當時仍能向國人號召國民革命，
一致繼續努力，反對主要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也反對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動行為。循此前進，
大可以開闢中國歷史的新途徑。
可是共產國際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損傷了中國革命。這種死公式就是：國共合作
完蛋了，繼之而來的便應當走蘇維埃之路；民族解放運動解體了，繼之而來的應當是進行土
地革命；蔣介石反動了，似乎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完結了，繼之而來的只有由無產階級領導。
由這些思想出發，於是自欺欺人的飄飄然起來，運用所謂辯證法，強調土地革命與蘇維埃，
強調反對蔣介石政權，認為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最主要工作。誰知這個革命目標的轉移（由
對外轉到對內），竟幫助了日本的侵略勢力，也幾乎完全斷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時才放
棄蘇維埃，要求蔣介石容許它“一致抗日”。所謂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蘇維埃運動破
產的明證，這些事我在下文要詳細說到。
現在讓我從南昌暴動說起。“八一”南昌暴動，是中共對國民黨分共的武力反抗；名義上
雖仍以傳統的國共合作相號召，實際則純由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這一暴動，由中共政策轉
變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一個過渡階段，因為暴動失敗之後，中共也就走上了蘇維埃運動的
新時期。中共暴動政策，也是由這一次開始，而且一開始就充滿了冒險色彩。由此發展下去
的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動路線上去。這在中共的記載中，是由右傾
機會主義這個極端，走到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另一極端。但我要修正一下這句話，中共加入國
民黨這一實際政策，根本是右傾機會主義，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不承認這一點，只枝枝節節
的批評過這一政策實行方面的一些錯誤罷了；蘇維埃整個政策，根本就是盲動主義，共產國
際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認這一點，同樣只是枝枝節節的批評過某一些明顯的盲動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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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上面這些批判之詞，並非自詡我有先見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經歷中體驗出來的，而且相
信這是公平而合理的。當我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長江下行船，由漢口往九江時，
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產黨人的被殺害，覺得非奮起反抗不可，但又認為南昌暴
動並無成功的希望，不免有進退兩難之感。我本來不滿共產國際的領導，但又無法脫離共產
國際。我深刻體會中共混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是大錯特錯，但現在改弦更張，對未來的局勢發
展如何，實在有點茫然。共產國際，對南昌暴動採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態度，羅明那滋的左
傾蠻幹，瞿秋白的取巧作風，無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總括的說，憤慨、反抗和苦悶、思
想模糊不清，以及對暴動失敗後可能引致的嚴重後果的顧慮，各種複雜心情交織在一塊。在
無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侖將軍的那種苦心孤詣的建議，給我一些解脫。我總在設想，中共的
軍事勢力與張發奎所率領的第四方面軍，全部共同回師廣東，是比較可行的，應當爭取其實
現。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達九江，當時九江碼頭很為擁擠，大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物都
由武漢來到這裡，大部分候車轉赴南昌，也有些正設法潛往長江下流上海等地。他們大都在
那兒對時局發展交換意見，中共的要人們也乘機拉攏國民黨左派人物，企圖為南昌暴動增加
聲勢。這裡也是一個軍事轉運站，第四軍正由武漢經九江轉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著了賀
昌（少共中央委員）、高語罕（武漢軍校的政治教官）、惲代英（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廖乾
五（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和關向應（少共中央委員）等同志舉行會議。簡略告訴他們二十六
日中央常委會議的經過和決定，他們都表示南昌暴動勢在必行，已無討論的餘地，尤其是惲
代英表現得最為激昂。
當我追問惲代英為甚麼不能重新討論時，他表示沒有必要等候我的來到再行討論，因為
事情已經決定了；並進而怒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他曾說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害死了
中國革命，葬送了成千上萬的同志；它們的領導完全破產了。現在南昌暴動一切準備好了，
忽然又來了甚麼國際指示，阻止我們的行動，我是誓死反對的。”他強調不理會共產國際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