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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蔣介石究竟搞些甚麼名堂，還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傾向，但也可能要壓迫抗
日勢力。若就前者來說，表示西安事變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顯然得失，討共派（親日
派）受到了若干打擊。現在“天安”、“剿匪”這類的話比較少，抗日的聲浪比較高。蔣本人
也痛恨日本。對付西安事變的關係人，蔣氏曾用各別擊破的手段，首先是張學良受審和被管
束，再是張楊部隊被逼撤離西安和被分解，蔣的中央軍已大量進駐西安。但蔣仍指我們為反
動派，並沒有完全放棄消滅我們的企圖，我們仍須花許多力量，推動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動蔣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表示國
內和平統一的願望，但國民黨置若罔聞。周恩來在外奔走，與張沖一直保持聯繫，經過張沖
與蔣接頭，准許中共投誠自新的原則是確立了，但國民黨的態度還是盛氣凌人，周恩來往往
會聽到這樣的話：“中共只有毫無保留的投誠，否則就會被消滅。”毛澤東說周恩來辦外交所
受的氣，更甚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我在廣州所受的。
三、毛澤東譏諷蔣介石和國民黨有“阿 Q”精神。分明是抗日勢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卻
要擺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滿口“根絕赤禍”、“中共輸誠”。其實口頭和書面雖搞得煞有介事，
實行起來只是潦草敷衍。毛認為蔣和國民黨硬要做“阿 Q”，那我們就讓他神氣活現自我陶醉
好了。而我們所要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際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電周恩來，接受所謂投誠條件。我們所贊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國民黨
改組以後三大政策為基礎的三民主義，這與現在國民黨的反動作為有所分別。所謂改編紅軍，
取消蘇維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這本是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應有文章，我們早已提
出來了。此外，我們還可以提出抗日的積極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論集會自由，釋
放政治犯等。我們要堅決主張的是中共的獨立，紅軍的實力和陝北這塊地盤的維持。
五、我們答應了國民黨這個阿 Q 所提出的條件，但還可以採取拖延的策略。國民黨提出
這些投誠條件，用意自然在徹底消滅我們，我們可以利用這樣那樣的理由，使國民黨不能對
我們的紅軍，加以改編或調散。我們仍然可以要求陝北特區直屬國民政府，力爭特區人員的
調動由我方推薦的權利，蘇區內已經分了的土地，不能再發還原主，地主民團勢力不能讓他
們再起來，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戰爭發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們覺得接納所謂投誠條件，也有危險的一面。抗日戰爭如果一時不發生，蔣介石
就有翻臉的可能。如果他雷厲風行的執行這些條件，派人來點驗紅軍，實行滲透，並任意調
遣，同時派大批特務滲到陝北特區下層機構里，實行搗亂，那我們就拖無可施了。不過我們
退到最後陣地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奮起反抗。而且我們由此也能獲得一些時間，來充實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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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七、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關頭，需要全黨一致慎重應付。國民黨那些准許中共投誠自
新的話，若傳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內部紛擾。中共中央委員們應竭誠合作，耐心說
服各級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推動國民黨抗日，防止它向我們進攻，就更需要全黨鋼鐵
般的團結。
我表示贊成這樣的做法，並指出我已經做了一個時期的越王勾踐，只有再繼續做下去。
毛澤東聽了我的話拍手叫好：“對！就讓蔣介石做阿 Q，我們來做勾踐！”於是我們決定了復
周電文的原則，接受國民黨的條件，會議也就在一團和氣中結束了。這也是我在西安事變後
所參加過的一次最有效果的會議。
這次會議使我已經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熱哄哄起來。我覺得政治局委員們到我這裡來開
會，大概是鑑於幾次我未參加中央會議，所以過來遷就。而且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見
如何，他們視為是重要的。會議中一切表現，大致也是尋求諒解，無形中彌縫了過去鬥爭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負責的態度，就應考慮今後應否去參加中央的會議和工作。我當時
決定還是保持原有態度，再不受那些陰謀家的擺布，我雖然可以參加一些工作，但決不再參
加政治局會議。
那次會議後不過數日，抗大教務長成仿吾，邀我去講授政治經濟學，他告訴我這是一個
高級班，學生四十餘人，都是各地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其中半數是大學已經畢業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學經濟系三年級的學生，不用說他們對經濟學已有相當的知識。不過他們所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