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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庸，有的批評中央輕視職工運動；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釗為中央的現行政策略加辯解，
結果多是將這些不同的意見，呈報中央要求解釋。我在這些辯論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只有在會議上宣稱：同志們都已知道我的意見，但稱應遵守服從多數決定的諾言，
不便繼續發表反對意見。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黨內反對派的首腦，代表著強大的反對意見；北京的蘇俄人員似
很想知道我的動向和意見。華俄通訊北京分社社長的斯雷拍克，便與我保持經常的接觸。他
曾在共產國際工作過，擔任威金斯基的助手，與我原是相識的。這次重逢，他夫婦倆對舞顯
得特別親切。我也常到他們家中閒談。他們雖從未對中共現行政策表示意見，但神情中似乎
相當同情我的見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產國際去。
九月底，著名的鮑羅庭來到中國，道經北京前往廣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約，與我一度
晤談。我當時並不知鮑羅庭為何許人，負有何種任務。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幾天，還
未與中國朋友接觸，對中國現況也不了解，願即往廣州看看南方的情況；希望我告訴他一些
中國的情形。他從我的談話中，知道我並不根本反對國共合作；似乎特別高興。當我談到中
國軍閥是一群並無國家觀念的自私之徒的時候，他表示不贊成。他雖未加證明，但說中國軍
閥之中，也有不少愛國者。他這種看法，代表著當時蘇俄一部分外交人員的意見。他給予我
的印象，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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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誰知這位並未引起我特別注意的鮑羅庭，後來卻在中國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們從這次
接觸之後，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友誼關係。他是在八月間加拉罕來到北京以後，經孫中山先生
的函請，由加拉罕派往廣東工作的。他初去廣州的時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義。只因他與
孫中山先生相處甚得，才成為蘇俄共黨和政府駐廣州的代表，併兼任孫中山先生與國民黨的
政治顧問。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來中國，道經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樣約我在斯雷拍克家單獨晤
談。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馬林來任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已經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會中的
發言內容；並聲明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的作法，要他來聽取我的意見。
當他知道了我於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後，在黨內政見紛歧的情況下，仍極力維護團結的種
種情況，他表示非常高興。他向我坦率的說，共產國際是堅持國共合作政策的，共產國際內
有些人有點懷疑我有反對這一政策的傾向。他滔滔不絕的勸我不要反對這一政策。接著他又
說明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那種看輕中共的態度。共產國際所以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
使國民黨革命化，決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他並說到我主張中共負責人員不兼任國民競職
務，積極領導工農運動等等，都是共產國際所稱許的，認為馬林打擊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我聽了威金斯基這一番話，心中如釋重負。但我仍向他詢問，共產國際為何放棄國共建
立聯合戰線的原定主張，改採國共在組織上混合為一的路線；在我認為，混合為一，不免引
起黨內分歧。他說加入國民黨，正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具體方式。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裡面去，
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
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後，他認為由於馬林的影響，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發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釋上是
不恰當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會後，中央未繼續往錯誤的方向發展，我也避免了加深黨內分
歧的行動。他說他將即往上海，不動聲色的糾正中共中央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對中央
的表示，以期此後工作能夠圓滿進行。
就在這個基礎上面，我和威金斯基之間，獲得了諒解。我告訴他，我此後的態度，也將
決之於中央的動向；只要這種偏差能夠獲得糾正，黨內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這一番話只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陳述，不能向中共任何個別黨員提及，但因
當時反對中共中央政策的聲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別對我透落這些意見，使我知道他代表共
產國際在力圖補救，以免再起波瀾。
共產國際的動向已在改變中這件事，其他同志還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黨員大會上，又
爆發了一次國共關係的大爭論。十一月間的北京黨員大會上，李大釗先生報告：中國國民黨
定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舉行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規定北京有六個代表出席，其中三人
由孫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黨員選舉產生。他已被指派為代表，準備前往出席。北京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