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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登載《嚮導》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貽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與英駐華公使 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談話，也曾說到這件事—見《梁燕孫年譜》下冊，第五〇二頁至第五〇六頁。
⑦一九一二七年初吳鐵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幣原外相有所活動，又戴季陶也於二月間奉蔣命赴日，
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則僕僕風塵於南昌廣州之間，並公開對記者發表談話，聲言日本與中國南方穩健分子
已有相當的諒解。
⑧據董顯光著《蔣總統傳》（上冊，第九十頁，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一年初版）說，
蔣抵上海後，商人與銀行家多願支持清共，一個三百萬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蔣的迫切需要。
⑨關於上海工人三次暴動的詳情，可參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義》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
起義》、《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三文，載北京，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
動》，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⑩汪精衛抵港後與蔣、吳、李、蔡等協商情形，汪精衛在廣州中山大學所作《武漢分共的經過》的講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當詳細的敘述，可供參考，原講詞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貢獻
旬刊》第一期第三頁至第十三頁。
⑾上海清黨時蔣突令其親信劉峙繼薛岳任第一師師長。
⑿“四?一二”收繳工人武裝及翌日屠殺工人的經過，上海總工會將經過實情，彙編了《四?一二大屠
殺紀實》一文（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四九一頁至第五三三頁），可以參閱。
⒀陳立夫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在一次會議上追述清黨的一幕。他說到清黨時最大的困難，是分不清誰是
共產黨，誰又不是共產黨，他的辦法是在各地召集國民黨大會，要左傾的站在左邊，其餘的站在右邊，然後
要他們相互打起來，這樣站左邊的受到了應得的懲罰……陳立夫的這些話當系事實。但當時站在左邊的不一
定是中共黨員，站在右邊的也不一定沒有左傾分子。還有不少徘徊於左右之間，紅帽子便被戴上了。
第四章 農民運動
武漢時期，中共在農村中的活動，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農民鬥爭的烈火，其中以湖南
的火勢為最猛烈。中共因為缺乏這一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在發動之初，領導的步驟頗不一致，
運動開展以後，也無力予以控制。因而農民運動，竟成了摧毀國共合作，瓦解武漢證券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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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個主要因素。
中共內部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點，並不在農民鬥爭應採取激進或緩進方式的問題，而是
農民運動發動後如何維繫國共合作的問題。如果中共堅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別是
要維持反蔣陣線，支持武漢左派政府，就應該將農民鬥爭，局限在組成武漢陣營的主要勢力
所容許的範圍以內。如果超過這個限度，中共就應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一樣，建立工農蘇維
埃政權。當時共方—從莫斯科到中共各級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大都支持前者。不過有
的主張糾正這一運動的過激行動，以維繫武漢的陣營；有的認為不算過激，對國共合作不會
有重大的妨礙。
所謂農民運動過激，本是指農民運動發生了左傾的蠻幹行為而言的，可是當時這個名詞
的含義相當複雜。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對者有意誇大其詞；其實，這些“過激”行動也包括
了農民的正當要求在內，根本不能說是過激行動；不過，在實行上亦確有過左偏差傾向。又
由於農民的狹隘意識所引致的不應有或者可以避免的舉動，當時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將這
些事態嚴格的分別出來，一一予以具體解決。當時中共在武漢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
時調整這一運動，因為不少中共同志覺得農政部長雖由共產黨員擔任，但政權還是國民黨的，
我們並不要以在朝的身份來約束群眾的行動，可是中共的整個政策，又使自己的命運與武漢
政府休戚相關，如果這一運動使武漢政府蒙受不利的影響，同樣也就打擊了中共。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雖然認為農民運動的過激行為是應當予以糾正的；但一直以能組織
這樣廣大的農民群眾而自傲。我們大致有這樣的一種錯覺，以為農民組織起來了，農民鬥爭
發展起來了，中共的勢力就可以深植在各個鄉村的基礎上，既具有不易摧毀的力量，又可以
進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其實，這是不對的。農民勢力要能穩固，土地問題要獲得解決，最
主要的還是要有擁護農民利益的政權為之保障。至少也要農民的組織極為堅強，有足夠的武
裝力量為後盾，才能逼使政府當局向農民的要求讓步。否則捨本逐末，徒具轟轟烈烈的形勢
的農民運動，終歸要遭到失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