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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空房子，讓他們撲了一個空。站在我身邊的工會會長催我趕緊離開這個危險區域，他緊緊
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對我趕來通知的謝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漢口的一個秘密處所的時候，林育南正在草擬有關這次罷工的文件，其他負責傳
達復工命令的朋友們也先後回來報告消息。他們所到過的工會都遭受了軍警的摧殘，情況和
漢陽工會所遭遇類似。由於我們的行動都比軍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犧牲。這使我
們覺得昨晚所作的決定是有必要的。項英也改變了他那執拗的態度向我說：幸好我們的復工
命令下達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場和昨天一樣的災難。原來當時復工的消息很快的傳到
了江岸，到七時上工的時候，工人們懷著沉痛的心情，走向廠里，遵令上工。其時，駐紮在
江岸車站和工會內的軍隊正大批出動，用捉拿工人的辦法，強迫復工，聲言：“如有違抗或
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後來經路局高級職員說明工會已下復工命令，並勸阻軍隊不處橫加
干涉，因而軍隊的野蠻行動，才告停止。由於路局職員的協助，復工命令也沿著京漢鐵路向
北挨站傳達過去了。
工會方面雖作了這樣急促的退卻，但蕭耀南的壓迫仍是繼續不已。他派軍隊占領了武漢
所有的工會，封閉了素來同情工人罷工、國民黨人士所主辦的漢口真報，下令通緝其職員。
他不理會工會正在協同恢復工廠秩序，照舊通緝和捉拿工人領袖以及和工會有關的人物。當
時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師為最著名。施洋原系國民黨員，在中共成立後，又加入中共為
黨員。他從未參予黨的秘密工作，專以律師的身份為窮苦人民作辯護，樂此不倦。一九二二
年間，他又任各工會的義務法律顧問。他活躍而能幹，武漢法庭中常能聽見他那義正詞嚴的
雄辯。他在社會上的聲譽日隆，也更成為官廳的眼中釘。就在軍隊向江岸工人開刀的七日下
午，他在他的律師事務所里被捕，並於二月十五日未經審判，即遭槍決。他的死使我十分悲
痛，使我憶起了從一九二○年以來我們間許多次交往的舊事。在蕭耀南壓迫的緊急狀態中，
武漢的中共組織開會也是十分危險的。我無法與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陳潭秋等同志會晤，只
能約集項英、林育南和漢陽鐵廠工會秘書許白昊等中共黨員商討今後所應取的步驟。我們商
討的結果，認為罷工雖已停止，但反對吳佩孚的鬥爭卻正在開始。目前我們應廣泛揭發吳佩
孚等軍閥的罪惡，以引起國人的共鳴。我們詳細計劃加強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廠中組織
秘密的工會和工廠小組。我們估計多數工會領袖大致沒有被捕的危險，但工會負責人被工廠
開除，因而失業的將為數甚多，急須設法妥為救助。經過這樣一些的安排，我決定趕回北京
向中共中央報告一切。
我不能搭京漢車北上，這似是太危險了。八日晚我搭上了開往下游的長江輪船去南京，
由那裡再乘津浦車轉北京。我利用在浦口停留的機會，與津浦路工會浦口分會會長王荷波等
策劃工會秘密存在的辦法。浦口分會是當時鐵路工會中沒有受到摧殘的唯一單位，這也許因
為浦口不是吳佩孚的勢力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我旋即循津浦線北上，於十二日到達北京。
是時，北京和它四周的地區，也同樣籠罩在恐怖氣氛之下。長辛店鐵路工會於六日深夜
為軍警所封閉，捕去職員十已名，七日晨又有大隊軍警向工人群眾開槍，打死工人十餘人，
居民數人，重傷三十餘人。其餘各地工會均遭查封，職員被拘捕。信陽分工會執行委員胡傳
道因拒絕軍警強迫開車的命令，竟被斷去一臂。此外，各站的工人子弟學校、工人補習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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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以及工人俱樂部等亦遭封閉。勞動組合書記部所辦的《勞動》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發行。
北京城內並有捉拿共產黨人的風聲。
中共中央面臨著這一嚴重打擊，雖曾發動一個反吳佩孚壓迫工會、屠殺工人的宣傳運動，
甚至有些國會議員也曾向國會提出查辦這一壓迫工會的案件。但這種反抗的力量究竟太小
了，並不能抑制吳佩孚等軍閥的為所欲為。由此，我們中共的領袖們更認識到工人罷工並不
能抵抗軍閥的武力，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對抗軍閥的武力。對於國民黨在廣州擴大革命的地
盤與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當時職工運動是中共的主要本錢。在我們研討二七罷工失敗後職工運動的實況時，我們
覺得這股本錢已經是十去其九，僅僅湖南方面因地處南北之沖，提倡聯省自治的趙恆惕依違
於南北之間，而且在他殺害湖南勞工領袖黃愛、龐人銓之後，因遭到物議而有所顧忌；他或
許不願也不敢對工會作過分的壓迫。因此，湖南的工會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時也不能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