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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為一這種辦法的漏洞太多了，無論在中共黨內或黨外，它一直是爭論不清的焦點。中共中
央的負責人員和我自己於第三次大會後，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馬林也由廣州趕來了。於是
在我們黨內，關於這一問題的糾紛，又在上海展開。
當時我們黨內很重視友誼和團結。領導人之間雖有過嚴重的爭論，但既不願使艱難締造
的黨趨於分裂，也不願傷損彼此友誼，因此，都有意尋求協調。我自己就為這種心情所支配
著，始則保持沉默，不繼續參加爭論；繼則從事調解；終則出席了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
會，表示我並無根本反對國共合作的意向。
馬林卻不相同，他不顧一切的企圖貫徹他的主張。他回到上海後，力圖壓制反對意見，
對我繼續採取高壓手段，他反對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並聲言如我繼續反對第三次大會
既定的政策，即以紀律制裁，甚至以開除黨籍相威脅，其用意無非是針對中共黨內一團和氣
的氣氛，防止中共中央對我有所讓步。
可是，馬林很快的就離開中國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離去，似乎因為他掀起了中共黨內
的大風波，共產國際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調他回去；後來並解除他原任的職務。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會所採取的立場，顯然並未為共產國際所接受。從此，他再沒有來過中國，我也
再沒有見過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也面臨著不少的難題。第三次代表大會時，
陳獨秀先生和多數代表的主張曾得到大多數廣東黨員的支持，聲勢頗壯。可是到了上海，情
勢顯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區的多數黨員，對於第三次大會的決議卻表
示懷疑和責難。不少的黨員批評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況，硬要將中共融化到國民黨裡面去；
而且指斥馬林胡鬧，並且發出要求共產國際撤換他的呼聲。
中共中央為說服這些反對意見，真是煞費氣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陳獨秀先生著稱的楊明
齋，就曾指斥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無異是將中共出賣給國民黨，為此與陳大鬧一場，並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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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不願與陳再見面。這個性情耿直的山東人，自請調往甘肅工作，因為那裡國共兩黨均尚無組
織，自然不發生合作問題。中央無法說服他，只有允許他的要求。楊明齋與陳先生大鬧的舉
動，事前我並無所聞；事後，他曾為我慷慨而言。我雖勉以團結的大義，也無法改變他的初
衷。此後，我再就沒有聽見有關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閒居了一個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參加中共以來從所未有過的清閒。我對
全面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在第三次大會上有過保留自己意見的聲明，因為我對自己主張的正
確有強烈的自信，不願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積極贊成的表示。同時我也遵守服從多數
的諾言，不繼續表示反對的意見；這就只有沉默了。雖然那時傳說紛紜，說我反對共產國際，
反對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辯。我不願讓我與中共中央間的關係惡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馬林的主張能夠始終貫徹，我在等待陳獨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轉變。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來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馬林已被調回莫斯科去了；陳獨秀
先生一直不贊成馬林那種排斥反對者的態度，而且他也受著黨內反對意見的壓力，在逐漸改
變原有的主張。他還說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黨內團結問題為慮，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項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這樣就是證明我和中央之間並無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願意服從中央的決定，無論分派我那一項工作，我都會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見，
遇有適當時機，再行提出討論。
由於我和蔡和森談話的結果，不幾天我被邀參加一次中共中央的會議。陳獨秀先生以親
切的態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擔任鐵路工會的領導工作，從速建立起一個全國鐵路
總工會。我接受這個指派。這樣，我們就恢復了已往的和諧。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邊四十幾位同志極大多數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會中的主張，也同情我現在的處境。李大釗先生雖然在政見上與我略有不同，但對我仍十
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換意見，他告訴我，國共兩黨都希望他在北方發展國民黨的組織，
他已接受了這個任務，正在策划進行的方針。我表示贊成他這樣做；認為他是國共合作的一
位適當主角。我自己則致力於鐵路工會方面的工作，進行倒也順手。
在北京按期舉行的黨員大會，每次仍為了國共合作問題而爭辯不休。到會者有的表示中
共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有的強調中共的獨立，不願做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