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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立著稱於世。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這些演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確是太缺乏經驗和應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執行著國共合作的政策，對民族統一戰線懷有過高的幻想。其實，軍人們的獨裁氣質、
封建保守勢力的頑固性、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都是中國社會結構的
特徵，在反帝的立場上，這些成份也可能表現出民族革命的意識，但在社會改革問題上，卻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從有利於革命方面來看問題，陷於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麼是國民革命所能容納的限度，也沒有深刻覺察蔣氏勢力的本質。
在上海克復以前，中共曾領導上海工人舉行過三次暴動。第一次是為了響應夏超在浙江
的獨立，發生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敗而中止。第二次又為了響應北伐
軍的占領杭州，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舉行暴動，惟以北伐軍未能即時向上海挺進，再告
失敗。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軍占領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組織了第三次由工
人暫時占領上海的大暴動⑨。
上海工人的這些暴動都是國共合作政策的產品。暴動的時間是由蔣氏的代表鈕永建根據
軍事進展情況所決定的，實際組織暴動則完全由中共負責。當時，國共雙方在上海所組織的
聯席會議的參加人，國民黨方面是鈕永建、吳稚暉等，中共方面是羅覺、汪壽華等。他們合
作得很圓滿，因為國民黨需要得著上海工人的助力，極力對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
則以為上海工人多賣一分氣力，將來就可多獲一分權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復上海後，能由
上海市民大會，選舉出一個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獲得適當的地位。在這個問題上，
鈕水建、吳稚暉等欣然同意，並曾予以保證。
上海被占領後，市民大會是召開了，市政府的委員也選舉出來了，可是國民黨的態度也
改變了。首先是國民黨方面的主要負責人鈕永建稱病不與中共代表見面，拒絕任何協商。接
著上海工商界選舉出來參加市政府的代表，也託詞不參加市政府的會議。中共則仍根據聯合
戰線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們，積極參加市政的工作。誰知蔣氏到達上海以後，
不問國共雙方聯席會議的協議，聲言市政府並未經過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並禁止
市民會議的集會。
這些事並未使中共發生足夠的警惕。武漢方面反蔣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時
共產國際也曾電令上海中共中央將工人的武裝埋藏起來，當然是料定蔣氏將有壓迫上海工人
的舉動，而工人是無法抵抗正規軍的壓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認為事情還不致惡化到這樣的
地步，因而不僅沒有遵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也沒有足夠的戒備。
恰恰相反，蔣氏的反共行動迅速而堅決。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在上海集會，
由吳稚暉提出檢舉中共案，要求各地軍事領袖，採取非常緊急處置辦法，將中共黨員分別看
押監視。同時，蔣介石、李濟垛、李宗仁、黃紹雄等在上海總司令部舉行軍事會議，商討具
體辦法，以實現吳稚暉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擁黨大會的舉行，通電主張肅清
跨黨分子等十六條。五日，蔣氏下令封閉總政治部的上海辦事處，並逮捕其中工作人員多名。
八日，蔣氏所任命的國民黨上海政治委員會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統治權。九日，國民
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等發表救國救黨通電，公開反對武漢。同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被搗
毀；市黨部委員侯紹裘等同志被捕。在在都證明，蔣的反共攻勢是劍及履及的全面展開了。
當時，汪精衛與陳獨秀聯合發表的宣言，對中共中央還發揮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國
養病的汪精衛經由莫斯科回國，恰於四月一日抵達上海。他曾與蔣氏及其老友吳稚暉、李石
曾、蔡元培等協商；蔣堅持立即驅逐鮑羅庭和清共。汪則主張在南京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
解決一切糾紛⑩。汪的此一主張，曾被吳稚暉等斥為拘泥於黨的法統，不能認清反共應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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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常手段的立場。汪乃與陳獨秀晤談，企圖獲取中共方面的支持，以增厚他的政治資本。因而
由他們兩人發布了一個聯合宣言。
四月五日，汪精衛與陳獨秀以國共兩黨領袖的身份，發表聯合告兩黨同志書。其中內容
闡明：中共一直坦誠而忠實的承認國民黨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的基礎，號召
兩黨同志，繼續密切合作，須鑑於敵人之武力壓迫及流言離間，拋棄彼此間的疑忌，事事開
誠布公的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亦無須強求一致。但此一宣言並未能緩和蔣氏的反共決
心，吳稚暉還斥之為“汪的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