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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氣氛使我痛苦，我要脫離這個奧籠，到浩瀚的祖國去有所
施展，不管將會遇著什麼困難，甚至喪失生命，我也是不顧慮的。如果必要的話，我願為此
付出代價。
回國的代價顯然是放下反共產國際的武器。共產國際所一直希望於我的，是我公開宣告
我過去對共產國際的不滿是我自己的錯誤，而現在是不折不扣的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讀者
從上文已經知道我一直避免滿足這種希望，事到如今，低頭認罪，究繫心有未甘。無言的接
受共產國際關於中大事件的譴責，還可說是被迫接受、現在似是自動承認那不肯應承的過失，
更不是味兒，只有回想列寧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說“遇著強盜不得不低頭”的話，
來自我解嘲。我當時要弄清楚的是我公開認錯之後，在政治上要承受一些什麼樣的約束，這
是要從頭到尾考慮一番的。
向共產國際表示忠誠然後回國工作，似是我必需做而又無從選擇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
莫斯科完成我的學習計劃，那將被視為是避免公開表明政治態度的託辭，而且顯得有點樂不
思蜀，將被指為留戀莫斯科，失去鬥志。蔡和森曾這樣做，我如學樣，後果將不堪設想：我
如果只願回國反立三路線，而不願對共產國際表示忠誠，那將立即成為鬥爭的主要對象。脫
離苦海再說便成為較合理的結論。
從莫斯科看中國的動態，有類瞎子摸象。中國出版的報刊，莫斯科不易見到，那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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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廣播，又很少人來往。我當時能夠設想的是蘇維埃旗幟已在中國南方一些邊遠地區樹立起來
了，其真實狀況有待回國作再深一層的研究。立三路線所釀成的黨內危險急待克服，一般同
志的苦難急待解救，這些對我都責無旁貸。我過去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有過和共產國際間的爭
執，事過情遷失去現實的意義。我大體上必須在、而且能夠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既定政策
下努力工作。因此我認定為了回國救黨，個人受些委屈也是應當的。
我追思三次訪問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簡略的說我前兩次短期觀
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類唐僧取經外，還將蘇聯當作無產階級
的祖國，似乎覺得自己身屬其中。那時我雖然有過若干不滿，但總以為過失和偏差不能避免，
而且可望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時候，大概不滿心情積累得太多，數量變
質量，我的觀感便因而改變了。我再也不將蘇聯當作我的祖國，日甚一日的覺得自己身處異
邦。我心目中的共產國際，再也不是什麼世界革命大本營，而是史達林鞭策各國共產黨人的
指揮所。
我於一九二八年夏來到莫斯科，苦惱雖然老是糾纏著我，但我一直以革命志士自比，強
自振奮。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機會，鍛鍊我自己，以便我將來返國，重振旗鼓。我日以繼夜
的閱讀，既要研究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資本論》，又要對國際動態、蘇聯真相以及中國近況等
等多方探討，老是覺得頭緒紛繁。我的生活簡單樸素，也持身嚴謹。我與人交往，相當謙虛
有禮，那種奮發圖強的勁兒，也是不少的人可以感覺到的。
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最易作為中國革命的借鏡，我自始即注意研究。我所搜集的蘇聯
現狀的資料，倒也別具一格。可惜事隔多年，腦海中的俄國地名、人名和確定時間都已模糊，
無法公之於世，因此，在本書中也就省略了蘇聯遊記的描畫。我認為俄國所發生過的種種，
都有俄國的歷史根源，富於俄國色彩。列寧主義很像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史達林雖強調
列寧主義的世界意義，但他比諸列寧，俄國氣味還要濃厚些。
我自信對史達林並無偏見，我還很原諒他，對他的作為每以善意去解釋，我不以為他是
國際共產時我所佩服的能幹的統治者，有時痛恨他是殘忍的獨裁暴君。在我看來，不能因為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制，便去寬恕史達林的所作所為，即使獨裁專政，也應有開明的作
法。中國傳統的帝王政治思想中，宣揚王道，貶抑霸道，很有道理。作為政治家，執掌國政，
為國為民定下切實可行的大政方針，那是起碼的義務。如果利用獨裁政制，濫用權力，不擇
手段，甚至殘民以逞，那就一無是處了。
史達林堅持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反對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空談，無論從那個角度
去看都是值得讚許的。俄國那時候較為落後，以往又在歷次的對外戰爭中吃過苦頭；十月革
命後，又函須從廢墟中重建一切。不論單獨一國能否建設社會主義，亦非從事國內建設不可。
因此從世界革命退到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避免對外戰爭，相信國力迅速強大乃是自衛和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