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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們在場了。
周佛海這段故事,雖只是當時一些青年男女們戀愛糾紛的一個例子,不過對於這位代理
中國共產黨書記的青年,卻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他的同志們多認為他身負重責,竟捲入這樣
的戀愛糾紛里,對黨對個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楊小姐富家閨閣氣味很重,與信仰
社會主義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適合,我們站在黨的立場上,總覺得這種結合影響周佛海的
思想和行為。就是黨外的朋友們也將這件事當作笑談的資料,這使周佛海不無尷尬之感。
在這種情形之下,周佛海和那位富商的女兒及其家庭的來往日益密切,他的生活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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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急於要同楊淑慧一道去日本留學,並忙於準備結婚的事。他對於黨的
工作不再積極。在我們以後幾次會議中,再也看不見他那種活潑積極的神情,聽不見他那種
充滿熱情的論調。他覺得同志們對他的戀愛所採取的態度過於嚴峻,更加影響了他的心理,
由對中共熱情的消失,而脫離組織,進而成為抗戰時期南京汪政權的要角。這段戀愛看似屬
於個人生活的小事,回想起來,卻也許是他一生事業轉變的一個大關健!
當年八月中旬,陳獨秀先生辭去廣州教育委員長的職務,回到上海專任中共中央書記。
他的到來使我們大為興奮。他一見面就向我表示對大會的成就甚感滿意,準備立即負起書記
的責任,積極地工作起來。可是第二天,當我見著他的時候,他的態度有些冷淡了。他說要
花點時間料理私事,不願立即舉行中央的會議,也不願與馬林見面。陳獨秀先生改採這種觀
望考慮的態度是受了李達和周佛海的影響。李達自然向他談到過馬林的作風,或者也提到過
不滿我對馬林的遷就態度,這些事使陳先生大感不快。周佛海原是支持我的,似也因我對他
的戀愛採取批評態度而有所改變,至少在陳先生面前並未繼續給我以必要的支持。
在陳先生到達上海以前約十天光景,李漢俊離滬到武漢教書去了。在大會以後,他覺得
被我們冷淡了,似感不快。李達原希望他留在上海擔任某項編輯工作,他也未確切應允,我
們曾要求他至少等到陳獨秀先生抵滬之後大家會了面再走,他沒有接納我們的提議,就悄悄
的動身了。這件事引起同志們的猜測,有的認為他過去與陳先生有過意見的不同,因而故意
提前走了;有的認為我在大會中曾批評他的意見,會後又遇事不與他商量,因而生氣走了。
李達雖然批評過李漢俊的主張,但也覺得我對漢俊不夠客氣。這些事也許使陳先生覺得我不
善於團結同志,在短期內就發生了這許多波折。
另一件引起爭執的更重要的事是張太雷沒有得到中央的認可,就遵照馬林的指派到日本
去了。原來莫斯科本擬召開一次遠東革命團體的會議①,後來定名為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一
九二一年八月,美國宣布召開華盛頓會議,邀請有關各國參加,馬林即接到莫斯科召集另一
對台會議的緊急指示。他忙著在遠東各國找代表去參加。立即派張太雷到日本去尋求日本的
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並選派代表出席。張太雷遵守馬林嚴守秘密的指示,並未向中共中央征
求同意,只找代理書記周佛海寫了一封介紹信,以便他會見日本方面的同志。周佛海應允了
他這個要求,並和李達聯名寫了介紹文件給施存統,張太雷就拿著這封信動身走了。
這件事使陳獨秀先生大為憤怒。他認為馬林真是胡作非為,張太雷是中共黨員,雖然被
派任馬林的翻譯,他的行動仍須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現在馬林不徵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
他去日本,而且共產國際召開這樣重要的會議,事前也未和我們商量,簡直是藐視中共中央。
他聲言決不與馬林見面,並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我向陳先生提起,馬林曾
正式通知我說,共產國際召集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後改名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反對列強
的華盛頓會議;定於華盛頓會議舉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爾庫次克舉行,由共
產國際日本老社會黨片山潛等東方要人具名邀請遠東各國的革命團體派代表參加。中國方
面,除由他以共產國際名義正式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參加,並希中共中央予以協助外,其餘各
革命團體概由中共中央代為密邀等等。對此我們也表示贊成,並同意派代表參加。至於張太
雷去日本的事,他並未向我說到。我向陳先生建議先問明情況後,再行決定態度。
我立即為張太雷去日本的事向馬林提出質問,馬林認為應當派人到日本去聯絡,這是最
重要的;中共中央既然贊成這個大會的舉行,就應積極支持;至於派張太雷去日本事先沒有
徵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續問題。他覺得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這樣做並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