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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我把同志們所告訴我的故事，與我這兩天來的親身經歷互相印證，大體都是事實。我覺
得中共中央由於蘇維埃政策的錯誤，招致了軍事失敗，如今只有乞憐於控制手段。我也覺得
這是毛澤東等老游擊家和張聞天秦邦憲等留俄派，聯合一起對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責任
糾正那些同志的錯誤，挽救中共的失敗。我相信再次嚴重關頭，不易爆發黨內爭論，內部一
致高於一切，也覺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其中也不乏深明大義的人，如朱德的態度就是好
例子。我要嘗試一下用較溫和的辦法，來謀取改革的實效。
因而我向四方面軍的同志們表示，中共中央經過長期艱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錯誤觀
念，如今我參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謀改善。我們應在黨內團結和一、四兩方面軍密切合作的
前提下，提供我們的意見。同志們也不可對集中毛兒蓋準備北進的軍事計劃，過分表示懷疑。
因為，即使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也比黨內發生紛爭要好些。我勸告同志們冷靜忍耐，以便我
有轉圜的機會。
第三天清晨，我摒擋一切，也向卓克基出發了。我們從歷年錯誤政策中和游擊戰爭中所
積累下來的毒瘤，從此日漸發作，而懋功三天之會和我此後較溫和的努力，事實證明是藥不
對症的。
① 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時，我和朱德在廣東東北的梅縣三河壩分手，從此，他即帶著一千多人的部隊，
在鄂贛邊區打游擊。一別八年，至此我們才重逢。
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馬仲英即通電擁劉文龍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
盛世才敉平馬仲英叛變的戰事就這樣發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獲得蘇聯的支持，才把馬仲英
打敗。
第三章 毛兒蓋會議
黨內歧見迅即發展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軍的同志們指責中央的領導不正確，中央的大
多數人則堅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確，不稍讓步。毛兒蓋會議原是企圖彌縫歧見，但又因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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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多數過份堅持己見而宣告失敗。這就使黨的處境更形惡化。
中共中央多數以毛澤東為首，原冀迅速北進，但因川甘邊境情況不明，胡宗南部控制了
松潘及其以北一帶要衝，我軍不易順利通過，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區停留下來。他們一面命
令先頭部隊查明北進道路，一面電令徐向前陳昌浩等四方面軍的重要幹部趕來會晤，以解決
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四方面軍的一些實際問題。
我離開無邊到達卓克基東北中央駐地時，我的住處竟被安置在離其他中央委員宿營地有
好幾里路的村莊上，沒有甚麼中央的人來找我。我似是已被貶斥了的人員。我保持冷靜，一
切不聞不問，樂得暫時休息一下。不兩天，徐向前陳昌浩等四方面軍的幹部們陸續趕來了，
他們都來看我，我告以撫邊會談的一些實況，並要求他們服從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直接指揮。
當時，由於一、四兩方面軍的幹部接觸較多，雙方隔閡日甚一日。一方面軍幹部不但抹
殺了四方面軍英勇奮鬥的經歷，而且作了各種不必要的批評，如說四方面軍脫離了中央的正
確領導，不免有軍閥習氣等等。四方面軍幹部也忽視一方面軍的光榮記錄，同樣做些不必要
的批評，例如說他們喪失鬥志等等。這些批評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衝動之下，一切是非
黑白反而模糊了。
這些現象的形成，顯然中共中央要負責任。他們沒有充分認識中央現在是寄居在軍隊之
中，任何黨內歧見都易轉化為兩軍之間的隔閡。他們北進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
使兩軍互相了解的必要。他們對中央的威信估計過高，忽視了一般同志的不滿情緒。
四方面軍的幹部紛紛向中央質問，其要點大致是：為甚麼中央要急於北進？為甚麼放棄
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帶向東南發展的據點？何以見得在這一帶多留幾天就會被敵人封鎖、
成為瓮中之鱉？為甚麼不抽出時間好好開幾次會議，將一切問題討論清楚？為甚麼不先了解
四方面軍的情況，就批評它的領導？一、四兩方面軍初會，為甚麼不讓兩軍幹部互相了解、
互相學習？為甚麼中央要在一方面軍幹部中散步不滿四方面軍的閒話？這一類的問題都是中
央要人們不易解釋清楚的。
因為這些問題得不到解答，他們進而批評中央歧視四方面軍、不將它當作嫡系部隊；中
央領導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亂；北進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簡單
道理，這不過是犧牲軍隊，讓少數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評四方面軍的領導，無非
是偏見作崇。四方面軍幹部特別反對中央對我的歧視，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軍多數同志
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