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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蔣氏在準備北伐中，開始就與共產主義者發生了矛盾。重返廣州任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
主張北伐有較長的準備時間。他根據敵我軍事力量的對比，認為立即北伐，打到武漢或可操
勝算；但要一氣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因此應有一準備時間，從各方面來充實自己的力
量，在戰略上是合算的。加侖將軍的客觀分析任何人也無法加以反駁。但蔣氏所注重的是北
伐時機不可失，堅持從速揮師北上。
鮑羅庭對於蔣氏在此階段中的所作所為，也有許多不滿。他那時已不再是甚麼“導師”，
而只是“顧問”了。他比較清閒，也有點苦悶。他曾向我說到，他除同意加侖的軍事見解外，
認為在政略上蔣氏也多欠考慮。他主張北伐應循粵漢京漢線北進，將當時被困潼關以內馮玉
祥的力量接應出來，掩有西北和西南廣大的領土，以便再與沿海一帶帝國主義的勢力相周旋。
他不贊成蔣氏向長江下游東南各省發展的想法，認為會過早的與帝國主義發生直接衝突。鮑
羅庭的這種觀念，是他後來在武漢時期所提出的“西北主義”的張本。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
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經驗，也含有為蘇俄利益著想的成份。
北伐應循粵漢京漢線北進，抑或向沿海東南各省同時發展，是鮑羅庭與蔣氏間的主要衝
突。當時蔣氏似已秘密委託他在廣州和上海的朋友們，設法與英、日等列強接觸，鮑羅庭對
此已微有所聞，但蔣氏諱莫如深。蔣氏不重視鮑羅庭所謂避免過早與帝國主義直接衝突的意
見，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將有轉向的跡象。這在鮑羅庭看來，如果修改了或取銷了反對
帝國主義的政策，那簡直就不是國民革命了。中共在廣州的同志，認為北伐不僅是軍事行動，
還應該是革命政綱的實現。他們認為鞏固廣東根據地和實行北伐應同時並重；僅株守廣東，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損及廣東的鞏固，也屬不智。中共這些見解，國民黨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說來，廣州的中共同志對北伐是積極支持的。五月初，中共黨員葉挺所統率的第四
軍獨立團出發入湘的時候，我曾極力予以鼓勵。葉挺原系粵軍系統的中級軍官，是當時中共
黨員唯一握有軍隊者，而其中共黨籍又未為人所覺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後，中共曾秘密調了
四十多名軍人黨員，去充任該團的中下級幹部，因該獨立團是中共可幕後控制的；也是後來
中共軍事的資本。我曾召集該團的中共黨員舉行會議，鼓舞他們英勇作戰；籌了一筆可觀的
經費，為他們作補充彈藥刺刀等軍需之用；我還指示他們如何與各地中共黨的組織聯絡，俾
能幫助他們解決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補給等問題。
六月間，廣州的中共同志都在為爭取北伐勝利而積極配合。由於他們一向領導工農民眾
團體，又握有軍中政治工作的實權；因而他們的活動就偏於軍民聯歡、動員民眾以人力物力
去援助軍隊等方面的工作。當時北伐軍標榜“不拉夫”、“不擾民”、“公平交易”等口號；但
在廣東境內，正在調動中的軍隊，仍發生過一些軍人橫蠻強拉民夫的個別事件。所以中共廣
東區委會覺得這次軍事行動，已不如前此統一廣東的戰爭那樣受到人民的擁戴。他們強調北
伐軍應首先愛護人民，才能完成反對帝國主義和削平軍閥的任務。
我曾為此事訪晤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將軍，他擔負實際籌劃北伐工作之責。我向他提出，
如要北方民眾“革食壺漿，以迎王師”，北伐軍務須根據國民黨中央的既定政綱，制定各項實
施細則，並通令嚴格遵守。但他所關切的卻是鐵路工人，破壞敵軍後方交通等與軍事行動有
關的實際工作。
上述這些對北伐的不同見解，是蔣氏與共產派的分歧點。俄國顧問與中共同志之間，當
時則沒有意見上的參差。我們譏笑初出茅廬的蔣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葉的“急就章”；
而且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崙，似乎是向著反共的目標邁進了。在蔣氏眼中，共方的議論，只
是不切實際的高調；甚至有共方“別具心腸”的疑慮。事實上，蔣氏當時搶盡了鏡頭，共產
派已降格為無足輕重的啦啦隊。但共產派是不甘示弱的。他們在北伐工作中，沉著堅定，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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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屈不撓的氣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動員令頒布以後（也許是七月九日舉行盛大的北伐誓師典禮
的前夕），我在廣州已經居留了近四個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時北伐已成定局了，國共兩
黨的聯席會議也確定暫行擱置了。我須返回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所舉行的擴大會議；商討對
北伐的全盤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聽取了我“廣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