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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睡覺的時候，也偷偷的把他們的辮子剪掉。在他們有趣的想像中，大概是想看看全校
四百餘拖著辮子的師生忽然沒有“尾巴”了的奇景。結果他們只剪了二十九個同學的辮子（連
他們自己在內），就被發覺禁止了。當時學監舍監們對於這件事憂傷得如喪考妣，認為這是
反叛的行動。他們更覺得自己是犯了教導無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恐懼著他們的腦袋有些靠
不住了。
我們學堂是屬於萍鄉教育會管轄的，所以教育會的會長對這件剪辮子的事要負最高的責
任。這個會長名叫喻兆藩，翰林出身，曾做過浙江布政使，是一位著名的官員，那時丁憂在
家，致力本縣教育事業。這位老先生聽到這個壞消息，連忙從鄉間趕到學堂里來，非常沉痛
而嚴厲的向學生們訓話：“剪辮子就是造反，決不許可。”這位會長與我家有親戚關係，還特
別向我和其他幾個也是他親友的子弟們嚴加告誡，表示他深切關懷的意思。好在這位滿清官
僚和官廳來往很密切，神通不小，經過他的多方疏通，這宗禍事才算彌縫過去了。剪了辮子
的二十九個學生各記大小過各二次，只差一個小過就要開除學籍，而且限制他們在學堂內蓄
起頭髮，恢復辮子後才准出外。從此以後，學堂的管理是更加嚴格了，學堂當局想盡種種方
法，不讓“異端邪說”再行侵入，不許學生談論時事，只是專心致志於經典的攻讀。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少數教員和一些親友中，得到一點有關變法維新和革命排滿
的消息。一般說來，外間的新書刊是不容易進到這個區域和我們學堂來的，但同學中也有人
偶然得到一些從上海、長沙來的片斷的違禁書刊。偶然得著了，那我們就如獲至寶，暗中傳
閱，交頭接耳的傳說開去。
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從一點一滴的社會革新，走向更急進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日本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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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維新、甲午一戰，中國屈膝，繼之乙巳又敗強俄，這種維新強國的例子，確給予了當時積弱
的中國的青年們以莫大刺激。他們痛恨滿清政府的頑固守舊，腐敗不堪，將釀成亡國滅種之
禍。如此痛心國事的感觸，已為一般青年所共有。
可是天下事，在同一時代背景，同一設想之下，卻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結論，當時維新論
者認為效法日本的維新立憲，就可以自強；而革命排滿反足引起長期混亂，招致瓜分亡國之
禍。革命論者則認為保皇變法，無異痴人說夢；非根本推翻滿清政府，中國無法得救。這種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觀念和康梁的維新主張在青年們中傳播著，並且引起爭論。
因變法維新而被幽禁的光緒帝竟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幾乎無人不相信這是後黨的惡毒陰
謀。這一宮廷可恥悲劇的演出，使維新派失去了保皇的依據。溥儀以三歲稚齡登基。載灃攝
政，親貴權勢反更增加。所謂預備立憲，顯然是虛偽的粉飾。清庭以鐵路作抵押大借外債。
乃公布鐵路國有政策。這不特使已繳鐵路股款的人民權利為之喪失，且有路亡國亡之痛，終
於激起了川湘鄂粵等省的保路風潮。這些演變，表示出滿清統治已到了窮途末路。我們學堂
里的青年們也就在這種演變中，日益傾向於革命論者的想法。
當時的革命運動是一種以新式知識分子為骨幹的青年運動。留學生和國內的新學堂成為
革命的溫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派並進而鼓勵革命青年參加滿清政府所創立的新軍，以便接
受軍事訓練，並掌握軍隊。於是革命活動的範圍由聯絡會黨而擴大到了運動軍隊。
一九一○—一年間，許許多多同學居然打破了“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傳統觀念，
進而抱著，“男兒當以馬革裹屍還”的志趣，以參加新軍為榮。他們瞞著家長和學堂當局，
秘密填寫志願書、履歷表（有的還偽造保證人的簽證）紛紛前往投考新軍。甚至有些年齡不
合格的幼年同學也偷偷跑去，有些去投考的同學還興高彩烈的宣稱：“參加新軍，拿起槍來，
才能實行革命。”
學堂當局目擊許多思想激烈的同學忽然失蹤了，既恐慌又驚奇，他們為了避免將來鬧出
事來有所牽連，進行嚴查密訪，設法阻止。我當時不過十三四歲，在同學中年齡較小，沒有
資格去投考新軍，而且也被學堂當局視為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其實我對於那些投考新
軍的同學卻同樣興高彩烈的在暗中予以贊助，對於為他們湊旅費、填寫報名單等事，是特別
熱心的。填寫證件往往要在全校熄燈就寢之後，在床上把帳被嚴密遮著，點上一枝小蠟燭，
秘密進行。寢室內外還要有些同學擔任傳遞暗號的工作，以防舍監們的查究。
事態這樣演變下去，震動全國的武昌雙十起義終於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