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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全會未能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來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這次全會除表面接受共產國際政治指
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制中共中央，當權如故，反指斥何孟雄陳紹禹為右傾反黨分子。
這就使共產國際覺得立三路線的頑強，須採取進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面調李立三到莫斯
科去，一面策劃舉行另一次四中全會，改組中共中央。
陳紹禹等初時對何孟雄極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幹部，因而他們合作日趨密切，彼此
討論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選問題。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過陳紹禹轉告米夫要求我回國之意。到
了三中全會後，何孟雄曾具體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須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回國繼續
負領導中央之職責，周恩來只有在改正錯誤後，才可繼續擔任政治局委員。何孟雄曾向陳紹
禹表明，他們自身領導反立三路線，應避免爭權之嫌，何況又不是中央委員，按理不能成為
政治局委員，因而應在原來中委中選出二人來繼任李、瞿的遺缺。接著何孟雄又以三十幾個
老幹部的名義，要求共產國際派我和蔡和森回國，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和我談話並派我
回國之由來。
也許就因為何孟雄對我的擁戴，為米夫所最不願聞，因而使出了陰險的絕招。米夫聯絡
好了周恩來，在四中全會上讓周恩來認錯得到會眾的寬容後，通過政治決議，周恩來即以征
得共產國際同意的名義，提出補選陳紹禹為政治局委員，以及張聞天秦邦憲等出任中央要職
的議案。何孟雄當即起而反對。接著陳紹禹突然改變態度，指斥何孟雄等為右派，表示在克
服了左傾的立三路線之後，應立即轉過頭來反對主要危險的右派；又說何孟雄剛才反對共產
國際的表示，簡直是公然反黨。
經過一番爭吵，四中全會也就一鬨而散，未經表決，陳紹禹等就這樣打進了中共中央。
如果不是國民黨幫了米夫陳紹禹等的大忙，消滅了何孟雄這一批人，陳紹禹的江山又那裡能
坐得穩。事情如此這般的過去了，只留下一些中共老同志在那裡嘆惜傷感。他們是否會不約
而同的想到，專政是玩弄不得的，決不會局限於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對付階級敵人的必要方面，
必然會用來在共產黨內爭奪權力，必然會發生米夫陳紹禹等在中共四中全會上表演奪帥印的
那樣一幕。
雖然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去了解從立三路線到王明路線的種種經歷，但上面所說及
的演變輪廓卻是相當清楚的。一般同志都知道我在莫斯科曾吃盡米夫派的苦頭，現在苦心孤
詣講團結，自易收一時之效。我當時所講的話，指出這些年來我們的損失大極了，現在還剩
下一點點，不要在我們的手中斷送光了；失去了何孟雄等，已是無法挽救，謹防再因內部糾
紛招致更多損害；現在只有忘記某些慘痛的過去，減少互相猜疑，讓我們團結奮鬥吧。當時
由於我的這些感動人的話，掩蓋了米夫陳紹禹等一切罪行。但他們所種下的惡果，幾年之後，
仍然使他們垮了下來，後來毛澤東在延安的整風就是針對他們而發的。如果我們再想一下現
在中蘇關係惡化的歷史根源，米夫派的“德政”不會不活生生的遺留在中共首腦們的心目中。
中共內部的危機不僅限於上海，顯已普及到每一角落，其中尤以中共北方各省組織的反
中央傾向最為可慮。以中共北京區委為中心的中共北方各省組織，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釗
等被殺害後，又接連遭受過若干次摧殘，中共中央似也沒有大力援助過它們，後來李立三老
是指斥北方區委右傾，引起多次爭吵，因此弄得彼此關係惡劣。我把上海方面的黨內緊張空
氣扭轉以後，即建議到北方去一趟，舉行一次北方區委緊急會議，從事挽救。我此行在當時
是十分冒險的，但也沒有別人可以代替。我的建議，經中央同意並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以後，
二月中旬，我就循海道直航天津。
我到達天津後，立即去找設在日租界的中共秘密交通站，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聯絡地點。
我在交通站內，會見了一對我所不認識的青年夫婦，從他們口裡我知道這地點極不安全，他
們正準備遷移。他們埋怨中共沒有為他們的安全著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簡。他們知道了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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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裡，來時又直接經過日租界的大馬路，他們很為我的安全耽心，因為在
那條大馬路的路口上，有一個叛徒張開運②經常守在那裡，專門獵取中共人員。
我知道了這對青年夫婦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勵。他們告訴我應邀前來與我會晤的
同志們，多數可於當天由北京等地趕來，至於會議的地點，除這裡外，他們以為並沒有更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