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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來與國民黨相對抗的本意，現在也不再提起了。邊區政府屬下的教育廳，也無法提
出教育計劃和預算。原有的一些小學和補習學校等，仍由各、各鄉村政府自己設法維持。而
新任教育廳長的周揚，見人就愛說左派作家運動和文藝思想等，他個人對演講寫文章甚有興
趣，似乎對於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無興趣。因此，徐特立辦教育的時候，對中國文字
拉丁化運動做得有聲有色，周揚接任後，拉丁文化就隨之而消沉了。周揚也沒有提出任何教
育計劃，這也許是他在現實情況下不得不如此。
任財政廳長的曹菊如對於收入增加，頗感興奮，擬於當年十一月份起，建立邊區政府的
預算制度。他根據實況，建議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經費之外，剩下的由財政廳支出，為
發展邊區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體知道收入有十六萬之多，徑向中共中央組
織部請示，除了上一個月維持邊區政府所需要的經費外，所多出的十餘萬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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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為發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來向我報告這件事的時候，使我很憤慨，準備為這件事抗爭；
曹菊如反勸我說：他們這種作風很難更改，從前林伯渠同志為此不知受過了多少氣，結果也
沒有辦法，現在還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對財政的觀點既然如此，便很難建立一個適當的薪給制度。毛澤東非常欣賞他
的工作人員只發給伙食費，每人都可以分給一點伙食費的尾子，作為零用錢，並認為這是最
好的配給制度。這種配給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貪污和浪費，譬如贈送就相當普遍。主持對
外貿易的葉季壯和他的助手們，經常能從陝北以外帶回許多贈送品，毛澤東所需要的煙、酒、
藥品、補品等等，是經常供應無缺的。中央一級的其他幹部，也經常可以獲得一些他們自己
所需要的東西。這種從江西蘇區所帶來的作風，顯然為陝北當地幹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們負擔的作風，往往被利用為滿足地方幹部個人的需要。陝北各縣及各鄉政
府內的幹部往往有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職權而得來。替紅軍家屬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與各個蘇區，我在鄂豫皖的時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並非紅軍的地方幹部，也利
用這種代耕制度，來滿足他們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負擔。陝北許多地方幹部甚至本地中
共黨員，也獲得跟紅軍家屬一樣的代耕，個別的嚴重例子就像一個地主有一群農奴一樣。不
合理的配給制度，必然腐蝕所謂革命精神，滋生苛捐雜稅、貪污、浪費、和各種各樣的官僚
主義。
政治保衛局的工作，直屬中共中央，邊區政府從不過問，但它的工作範圍實在太廣泛，
許多事均需與邊區政府接頭，而且很有一些麻煩不易解決的事。日軍進攻太原，太原吃緊的
時候，陝北邊區北面榆林地區，國民黨駐軍中一位師長派了他的副官長，護送該師軍官眷屬
約二三十戶人員，道經延安南下，返回關東地區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經過政治保衛局檢查站
的檢查。這位副官長來訪我求情，他首先把該師的證件及公文給我看，聲言他所率領的全部
是軍官眷屬，攜帶的也是個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現金難得，各家不免儲藏少數貨品（意即
指鴉片煙土），請求我優待他們免於檢查放行。我問明同來的保衛局人員，這一行人確係軍人
眷屬，攜帶的又是少數貨品，我即應允優待，免於檢查放行。依據法令，鴉片煙土原應沒收，
如今以優待友軍的名義放行了，政治保衛局總覺得失去了一筆可觀的私有財源，因而暗中總
在埋怨我“討好軍閥”。
新成立的建設廳，工作尚無頭緒，任廳長的劉景范雖然有點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當時撥歸建設廳管轄的是一大批生產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劉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議
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會議。原來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優待紅軍烈士家屬
的；也有一些是由殘廢軍人組織起來的；久而久之參加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屬，有些
也是有相當生產力的人，並有很多已經有生產事業，總計這些社的數目約有一百多個，人數
約三四千（詳細記不清），分布陝北邊區各地。這些社的經費，完全由邊區政府供給，總支出
為數不少，名之為津貼，即是邊區政府津貼有功人員及殘廢軍人之意。
劉景范主持這個會議，我也曾親自參加，會上決定採取生產節約方針，實施整理。規定
有些社可以成為真正的生產合作社，只需由邊區政府供給一些生產資料，就可以自給自足；
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給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貼有些還需要原有的津貼，甚至還要增加一點。
這樣做不僅使這些社都在生產上有出路，而且可以節省大批經費，原則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