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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流氓無產階級的色彩。他說：當職工運動進行順利的時候，這些工人都是可愛的英雄；
但一遭挫折，便原形畢露出來。鄧中夏對陳獨秀先生的這種態度大為不滿，在他後來所著的
《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斥之為取消主義的傾向，指他“從二七失敗所得的結論是工人階級
沒有力量，於是他的整個機會主義的理論就在此時完全形成了。”①
當時埋頭編輯《嚮導》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滿意陳這種言論。不過中共中央的會議這時是
大大減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會議討論；尤其是陳先生所寫的文章，蔡縱然有不同意的地方，
也無法加以討論，只有仍然按時發表出來。我雖是飽嘗罷工失敗苦味的人，也不以陳的言論
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點的暴露，就失去我們對工人階級的信心。但我們這種
不同的看法，終未得著詳細研討的機會；因而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就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
一齊爆發出來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間，馬林從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攜有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一個特別訓令。
根據這訓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並提議從速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
表大會。中共中央接納了他的要求，立即籌備大會的舉行。
我當時為了解決各地工會的一些緊急問題，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時候，馬
林已赴廣州，中共中央的人員也正在陸續前往。我於六月初趕到廣州，大會的籌備工作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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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均已就緒。
為了第三次大會的舉行，中共中央臨時在廣州東山住宅區租賃了一幢房子。我們中央的
職員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裡；大會也就以那裡為會場。馬林住在附近一幢較為華麗的房子裡。
瞿秋白、張太雷和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來，馬林準備在廣州作久居之計，他房子
里的布置美侖美灸，有點像共產國際大使的氣概。
我們的大會在廣州舉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這與前兩次大會偷偷摸摸的在上海舉行的情
景顯然不同。我到達後首先在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產國際那個著名的訓令。它已由瞿秋白
譯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點：一、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當前的中心任務；二、中國國民黨是
領導國民革命的重心，中共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以期實現推翻帝國
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三、中共在這一國民革命中，仍應保留組織的獨立和政
治批評的自由；四、職工運動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中共應積極促進其發展。
我看完這個很短的文件後，馬林即向找說明，他到達莫斯科後，共產國際曾組織一個由
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員會，討論中國問題。這個重要文件就是這委員會根據他的報告草定的。
他向我解釋這訓令的主要內含，是根據“國民革命是中心任務”這個主要論斷，所有的共產
黨員沒有例外的都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這是最主要
之點。此外，所謂組織獨立與政治批一評自由則不可過於強調；因為這一點在訓令中只是附
屬性質；否則就會有損於國共合作。至於職工運動雖然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但也是國民革命
的一部分；因此，中共黨員應該吸引大量工人參加國民黨，傅能接受國民革命的領導；中共
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間進行一些階級教育。
我當即表示不同意馬林的解釋，認為依照他的解釋，那是將中共完全融化在國民黨內。
馬林對於我的反對意見立即發生強烈反應。他隱滿著在莫斯科的討論經過，不提在莫斯科已
有過的爭論。他在中國工作已有兩年，自以為已有足夠的權威來實施高壓手段。他認為反對
他的解釋，就是反對共產國際的訓令。這樣，我與馬林之間，就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爭論。
這場爭論在大會舉行以前就在熱烈的進行著；為了尋求相互間的諒解，曾使大會推延了
一個多星期。爭論的主要之點大致如下：
第一、我聲言贊成國民革命是我們當前的中心任務。在事實上，當職工運動遭受二七罷
工的失敗後，中國反帝運動的怒潮正在激盪上漲之中。一九二三年三月間，曾發生收回旅大
日本租借地的反日運動。四月間，津浦路臨城土匪劫車，一些外國旅客被擄，外人盛倡共管
中國鐵路的論調，曾激起反帝國主義乘機侵略的運動。五月初，長沙發生日本水兵殘殺中國
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貨運動。凡此一切，都是明證。我相信，中國的國民革命運
動有其急切的需要，並能形成廣大的革命勢力。
我進而聲稱，國民革命只是一個中心任務，並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務。這即是說，除國民
革命外，還有階級鬥爭。中共及其所領導的職工運動，現雖以國民革命為中心任務，但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