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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個礦工因公死亡,廠方卻只撫恤二十元;而工人傷亡事故又是很多的。因此,在這個
礦區工會還沒有組織完成和缺乏準備的條件下,就發生了罷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開灤煤礦的工人發動了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二十五日當工
人向礦局示威的時候,遭受由英國兵艦調來的印度兵和直隸警察廳長由天津調來的警察保安
隊的鎮壓,中外軍警開槍射擊,當場死工人數人,傷約五十人。礦工工會以及唐山鐵路、紗
廠、洋灰等工會均遭封閉。工人被禁止集會,罷工領袖被迫逃亡或被捕,甚至唐山工學院因
學生同情罷工也遭到停課的處分。罷工支持到十一月十六日,由於工會無力抵抗這些壓迫,
同時廠方也表示了輕微的讓步④,遂告結束。
這場罷工震動了新遷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我們鄭重檢討北方工運發展的前途。我和蔡和
森認為這是北方軍閥(包括吳佩孚在內),鎮壓工人的第一聲。李大釗先生根據他的政治內
幕消息,認為這是英國方面的壓力,以及直系中的津保系受著外力的播弄在那裡作祟;可以
當作一個特殊的例子看待,還不能判定吳佩孚會根本改變他那高唱的保護勞工的政策。勞動
組合書記部的負責人鄧中夏等則多認為開灤罷工的失敗,主要是由於工會組織不夠健全,罷
工準備不夠,和書記部領導不夠得力,否則可能衝破壓力取得勝利。結果我們決定:不管外
力和軍閥用甚麼嚴厲的手段對付罷工,我們只有領導工人,再接再厲的來爭取組織和罷工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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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當時,職工運動除在天津、唐山兩地受到當局的干涉而外,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自由
進行。吳佩孚並無干涉工會活動的任何表示。我們仍按原定計劃,積極推進鐵路總工會和各
地區的工團聯合會的工作。各地工會之中以京漢鐵路工會組織最為健全,這個工會的主持人
得到書記部的支持,定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鄭州舉行京漢線全路工會的代表大會,正式
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
中共中央是很重視這次會議的。我們計劃著在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以後,其他各鐵路總
工會和全國鐵路總工會均須次第成立。中共中央認為我從事鐵路工運最早,在鐵路工人中早
有信譽,因而派我去指導這次代表大會的舉行;同時,陳獨秀先生已於一月間由莫斯科回到
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書記的職務,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鄭州。
這次大會的舉行,是籌備得較充分的;也有過一番大張旗鼓的宣傳。工會方面曾在京津
滬漢等地各報刊登開會啟事;並函知鐵路當局和當地軍警各機關。一月二十八日,吳佩孚曾
令鄭州駐軍司令靳雲鶴禁止開會。工會獲得消息後,即派代表五人前往洛陽,會晤吳佩孚。
商談結果,吳表示總工會雖可成立,但鄭州是軍事區域,不能任意開會。因此,代表們均相
信舉行一個總工會成立的儀式,大致是不會受到干涉的。我於二月一日的前夕,趕到了鄭州。
那時京漢鐵路十六個分工會,按人數比例所選出來約六十五個代表,和其他各鐵路以及武漢
和各地工會派來參加會議的代表達一百三十餘人,總共二百餘人均先後到達了。由於到會代
表人數之多和代表單位廣泛,使這次大會在性質上無異是北方各地工會共同舉行的小型勞動
大會。其議程的範圍也不僅限於討論京漢鐵路工會的事項。
二月一日,大會假鄭州一間大戲院—普樂園—開幕,各代表均按時前往參加。鄭州站的
鐵路工人並列隊遊行,慶祝京漢路總工會的成立。當一部分代表進入會場的時候,鄭州警察
局長黃殿宸率領一隊武裝警察占據大會主席台;同時會場外也有大批軍替密布,禁止工人游
行,並包圍會場和總工會會址。黃殿宸當眾宜布奉命嚴禁開會。我和一些工會領袖們即走上
主席台與之理論。這位黃局長平日與一些工人領袖是有來往的,但那時他扳起一副充滿殺氣
的面孔,嚴厲執行他所奉到的禁令,毫無商量餘地。工會代表又對黃局長說:吳佩孚曾面允
總工會可以成立,但不得舉行全體大會,要求他讓工人們舉行一個簡單的成立儀式,並不正
式舉行全體大會,以求兩全。他仍不許可,並用威脅的口吻宣稱,限五分鐘內解散,否則將
有流血事件發生。
我目擊情勢緊急,即向各工會領袖建議,為避免流血起見,總工會的成立儀式和全體大
會可以改時改地舉行,現在不必堅持。他們接納了我的建議,向當時圍集在會場裡的眾多的
代表大聲解釋暫時解散的主張,但會眾們叫囂不服,不肯解散。總工會秘書李震該是一個極
富熱情的共產黨青年,憤慨之下,起而高聲喊叫:“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萬歲!”黃殿宸跑上
前去掩住李的嘴吧,阻止他再叫。會眾大聲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萬歲!”以示威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