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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學校的訓練條件，還不算壞，不僅教官優良，而且有適當的課本。我們在鄂豫皖辦
紅軍學校的時候，沒有自己的課本，只有借用國民黨的課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時曾譯印
了莫斯科出版的《蘇聯步兵操典》和《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兩本書，可是經過長征的災難，
這兩本書已難找到了，幸好有一個一方面軍的下級軍官，經過千辛萬苦，才保存了這兩本書。
我當時發現了，讀了一遍，視為至寶，立即翻印，作為這個學校的課本。
這間學校的訓練方針是注重紅軍的正規化。劉伯承這位獨眼將軍是四川老軍官出身，無
論軍事學識和實際經驗，在我們朋輩中都要算是傑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幹部在蘇聯陸軍大
學唯一的畢業生，回國後即出任紅軍參謀長職務以迄於今，所以他對紅軍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素來主張紅軍幹部要學習正規戰術，游擊經驗只能配合使用。他講話愛用尖刻的詞句，常
常批評游擊作風，連毛澤東他也要諷刺一番。劉伯承這個正統派軍人，在授課時經常假定兩
個同等人數、同等裝備的敵對軍事單位，對陣的時候，勝利將屬之於勇敢堅韌和戰術較優者。
這種思想原是無可非難的科學分析，也合乎共產主義者所推崇的辯證唯物論。可是我們的紅
軍與敵軍相交經常處於劣勢，因而素來提倡英勇堅韌和協同一致，重視出奇制勝的戰略，久
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游擊觀念”，過分強調超人和少數集團的優越作用，以為物質力量不足
重視。
劉伯承的正規戰術思想，終於與游擊觀念發生衝突。紅軍學校的學生余天雲，是游擊觀
念最強的一個，他是農民出身，聰敏倔強，以戰功由士兵而升任連長排長，一直升到軍長。
他做過好幾年團長，也做過短時期的師長軍長，就因為師軍長的職務，需要較高的軍事知識，
隨意調他到紅軍學校受訓。他這個高級幹部，就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爭
執，這種爭執發展成為違反學校紀律的事件，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
不服，因被判處短期禁閉。
余天雲事件發生後，我即馳往紅軍學校召集所有同志舉行會議，並發表演說。我指出一
般同志不應自滿於游擊戰術，應嚴肅的學習正規戰術。我特別推崇劉伯承的軍事知識，說到
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學習，他在刷金寺時所發表的、所有紅軍幹部都須再教育的演說，
我是完全贊成的。我還說明教師與學生之間可以自由討論，從前是如此，今後也應如此。不
過學生們應該虛心學習，不要固執己見，以免妨害學習和違反應遵守的紀律。我贊成學校當
局給予余天雲的處罰，但要求一般同志繼續敬重他並幫組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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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紅軍學校這個風波算是平息了，多數師生原不贊成余天雲的見解，經過這次教育之後，
學習的進行顯得更為順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雲，他雖鬱鬱不樂，似也再無不滿的
表示。不久，紅軍學校由黨壩向丹巴移動，余天雲竟在途經大金川激流時自高崖躍下自殺了。
余天雲的自殺事件，立即震動了一般幹部。有的埋怨我和學校當局對他處罰太嚴，使他
感覺這是一種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評余天雲太過倔強和驕傲，游擊觀念太深。甚至還有
人以為余天雲事件，證明紅軍幹部特別是紅四方面軍的幹部，軍閥習氣相當嚴重。平心而論，
余天雲不過是毛澤東的縮影，性格倔強驕傲，重權術，不折手段，兩人同樣堅持游擊觀念，
也以同樣的理由與劉伯承發生戰術思想的爭執。兩人都自視為游擊天才，神聖不可侵犯，不
過一個土頭土腦，一個多點斯文，因而一個憤然自殺，一個老是運用奸詐，橫行霸道。
為這件不幸的事我發表了沉痛的演說，要求同志們從這件事汲取應有的教訓。我首先痛
悼余天雲之死，褒揚他過去的戰功。但我也著重指出自殺行為之不當，一般同志要經得起批
評和處罰的考驗，紅軍同志養成輕身觀念，是要不得的。我重複闡明紅軍紀律應當嚴格，高
級幹部也應同樣遵守，處罰並非侮辱，乃是實施教育的一種手段。
我們也探討了余天雲自殺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產主義者相信以少數領導多數實行革命，
因為他們自信能夠依據自然來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過分強調共產黨改造自然的作用，這
多少是唯心觀念的作崇。過去中共歷史上，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都犯了這類性質
的錯誤。尤以在游擊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負責人，特別是毛澤東，都不免受這種唯心觀念
的影響。一般同志更被游擊觀念所支配，老是覺得個人的英勇與計謀，會產生超乎想像的決
定性作用。余天雲雖沒有自私的軍閥觀念，但確實以游擊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評，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