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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說不上在武漢領導起一個足以推翻汪政權的政變。湘鄂贛等省農民運動受著反動軍隊和土
劣地主的聯合進攻，也已支離破碎。剩下的農民武裝，都向較偏僻的地區集結，從事微弱的
反抗。我們剩下的可靠資本只是葉挺所統率的一師和周士第的獨立團，這個部隊正開往南昌。
我們很珍視這點資本，希望以此為主幹再配合各地的農民武裝，豎起反抗的旗幟。
暫時移到武昌辦公的中井中央，因人手的分散，顯得相當零落。實際主持工作只有我和
周恩來兩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準備潛赴上海。李立三、譚平山、林
伯渠、惲代英、吳玉章等重要黨員先後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黨員乃至一些仍與中共合作
的國民黨左派，都向南昌匯集。他們有的是借著第四軍的掩護，由南昌轉地潛伏工作；有的
是暗藏在葉挺部隊中，準備必要時實行反抗。
我們的工作緊張而繁重，困難重重。當時經費缺乏，我們在忙著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職務
的同志們，不擇手段，張羅一些款子來，作為我們疏散黨員之用。眾多的中共同志們都要在
幾天之內，依據他們的自己選擇、工作的需要，和他們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條件，分別馳赴
各地。這些人的任務和交通問題，都要一一具體為之解決。
毛澤東當時表現了他的奮鬥精神，啟動選擇回湖南去，擔負領導農民武裝的任務。我們
原分配他到四川去，這是為了他的安全著想，亦由於四川也是大有可為的地方，尤其是關於
農運的發動。他這個湖南籍的“共產要犯”卻要冒險到湖南去，不甘心讓他所領導起來的農
運就此完蛋。我們當時很高興的接受了他這個到湖南去的要求。這也許就是他後來被逼上井
岡山的起點了。
周恩來是一個不多發表議論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鎮靜的夜以繼日的處理紛繁
的事務，任勞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們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經手。他之獲得一般同志
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從此開始的。
我的大部分時間則花費在與一般同志的談話方面。當時，緊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志有
逃亡的感覺。振奮他們的精神，乃屬十分必要。我分別向我的同志們指出，中共雖然暫時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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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敗，仍有勝利的前途。國民黨拋棄了孫先生的革命理想，將會四分五裂；將來可能有汪記胡
記落記等國民黨出現，國民黨的軍人仍將如北洋軍閥一樣，混戰如故；統一中國、反對帝國
主義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務，他們是負擔不起的。我們只要接受失敗的教訓，團結在黨
中央的周圍，繼續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於成的。
就由於我們這幾天不懈的努力，黨內的一般情緒逐漸趨於安定；中共的生機似乎又蓬蓬
勃勃起來了。兩三天之後，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順序推進。
於是周恩來提出了一個進取的建議。他指出現在大批同志都隨第四軍行動，萬一第四軍
的將領張發奎等受環境所逼，轉而反共，那我們在四軍中的同志們將被一網打盡。他覺得與
其受人宰割，不如先發制人。他說剛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來信，主張在南昌九江地區發起
暴動。周恩來因而贊成在南昌由葉挺部等首先發難，聯絡湘鄂贛一帶工農群眾，形成反武漢
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計南昌為四戰之地，不易立足，主張移師廣東東江。以廣東東江為根據
地是周恩來提議中的要點，這一點也是他始終堅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帶工作過，對那裡情況
較為熟悉。他認為那裡敵軍軍力較少，海陸豐一帶農運又很得力，而且有汕頭這個海口，可
以與蘇俄聯絡。他要求中央，從速確定南昌暴動的名義、政綱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別是獲致
友軍和國民黨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實計劃發動湘鄂贛和廣東東江一帶工農勢力，要求共產國
際經由汕頭迅速予以軍火和物質的接濟等等。所有這些似都是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在周恩
來看來，尤以莫斯科的接濟最為重要。
時機緊迫，不能多所討論；我們兩人因以中常委名義決定周恩來迅即趕往九江南昌，組
織一個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葉挺等為委員，根據周恩
來同志提出的上述計劃，相機處理一切。周恩來約於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
看守。這也是中共中央沒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採取的一個重要行動。
當時的局勢，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約在二次北伐勝利後，唐生智、張發奎等由河南回師
武漢的時候，左派人物中，特別屬於廣東籍的，就暗中醞釀返回廣東去的想法。以第四軍中
一班將領而論，心情大都苦悶，有點類似當年太平天國內鬨時的石達開。這班將領大多是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