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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燾、譚平山做了投降代表。”有的說：“為何不主動提出改變國共合作方式，由黨內合作改
為黨外合作？為何不退出國民黨？為何要被動的受處罰、被整理？”
鮑羅庭當時也不愉快；但他故作鎮靜，作種種有利於自己的解釋。他說：“我們沒有被驅
逐出廣東，那就顯示我們仍有勝利的機會。只此一點，就可證明我們的處理方針並不算是完
全錯誤的。”
他還透露五月十五日會議那一天，居然有罷市的傳言；中央銀行曾發生擠兌事件；“實行
共產”和“殺共產黨”等類謠言，不脛而走。他認為這種情形反映出反革命派之蠢蠢欲動的
跡象，軍事當局（指蔣介石）似乎箭在弦上，說不定又會發生第二個“三二○”事變了。幸
而我們有先見之明，一直靜觀其變。事先又與蔣、張獲得諒解，在會議中也未發表反對言論，
是以我們並沒有墜入敵人的陷阱里云云。
他又指出右派並沒有占到便宜，他自己沒有被扣留，而主張扣留他的胡漢民倒再被放逐
了，陰謀搗亂的吳鐵城也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結的伍朝樞更自動離粵了；西山會議派的人物
也不能插足於廣東。這一切都證明受到重大打擊的不是我們。他又透露，據他所知右派人物
都對那次會議表示失望。又稱，會議宣言中既明白規定要團結一切革命勢力，與反動派奮鬥，
我們大可據此發揮一番，鼓動國民黨繼續往革命方向推進。
當時不僅國民黨右派感到失望，國民黨左派也是憤憤不平。但左派的觀點與中共同志的
看法究有若干距離；他們有人認為如果汪精衛能貫徹國共合作的精神，搶先提出完善的黨務
整理方案，也許不會鬧到今天這個樣子。他們多數人所注意的是黨權問題，有的人說：“汪精
衛被攆走了，黨權也破產了，現在是軍人天下。”鮑羅庭這個魯仲連對於這些憤恨難平的左派，
也是撫慰有加。
鮑羅庭不贊成多數中共同志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因有違共產國際之意旨。中共既然加入
了國民黨，現在決不能一無所得的撤退出來。他肯定地說：“國共是要分家的，不過分得愈遲
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時候，可能便要實行分家；現在應繼續容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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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鮑羅庭認為中央不必重視此一黨務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規定中共黨員任國民黨高級黨部
委員者，不得超過全數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長等是中共所受的實際損失外；其他
如交出名單和審查中共對黨員的訓令等，只是國民黨的片面決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將來的聯
席會議中，提出異議。
鮑羅庭知道我快要回上海去，要我將他的建議轉達中共中央。他主張用拖延手段來對付
國民黨所要求的聯席會議，如果不能拖延，中共中央應派代表來廣州參加。他還說：“廣州的
政情你多身歷其境，不用說你將會是代表之一；如果是的話，不妨先來一步，先試探行情。
如果國民黨真要舉行聯席會議，其他的中共代表再行趕來不遲。”
譚平山當時憤慨的向我表示，他是老同盟會會員，蔣介石如此專橫，中共又如此忍讓，
他不要干共產黨了；他要用老同盟會會員的資格，聯絡實力派李濟琛以及廣東的老國民黨員，
公開與蔣介石和浙江系對抗。在譚平山的要求之下，我陪同他與鮑羅庭密商。鮑羅庭在談話
中，又無意中流露出他的另一意向。
鮑羅庭對於譚平山的意見，不特沒有表示出任何反對，他問譚平山：“你有甚麼辦法聯絡
李濟琛？”譚平山進而表示如果我們不反對他的主張，他可試探。鮑羅庭至此再也不掩飾他
對蔣介石、張靜江的反感；他指出國民黨內部糾紛很多，尤其是頑固的張靜江，的確使人厭
惡；如果有人反對他，也是理所當然。
這表示鮑羅庭對於蔣、張，表面雖極盡忍讓之能事，實際是企圖利用國民黨的內部矛盾；
從反對張靜江下手，來改變既成局面。從他此後一切行動來看，亦是如此。至於譚平山聯絡
李濟琛的工作，似未收到顯著成效，也許是李濟琛反蔣而不親共之故。譚平山不久就離開廣
東，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舉行的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史達林
倒很重視他，似有讓他代替陳獨秀領導之意，也許就是他這種“聯甲倒乙”的主張為史達林
所欣賞的原故。
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這段期間廣州的一切發展，是國民黨削弱蘇俄控制，打擊中共
氣焰，強化資產階級的領導的一種過程；中共似應改弦更張，另謀出路。
我向鮑羅庭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國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國民黨代“團
結一切革命勢力”和“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討好。我建議中共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