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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例如當時米夫曾集中中大大部分的女學生，辦了一個看護訓練班，而且安排在一間陸軍
醫院中實習。這個班，幾乎不能再維持下去了；因為她們都不願繼續學習，請求回國工作。
當我到達這個訓練班和她們四十幾個學生舉行會談時，她們紛紛向我訴苦，大意是：沒有教
材，沒有教員，也沒有翻譯，根本不能學習，每天只是和女工一樣，做些替病人洗傷口、倒
痰盂等工作。我知道這些女生中，有些是出自於國民黨要人的家庭，或者在國內過慣了養尊
處優的生活。我曾譏笑她們為小姐脾氣，並多方說明看護工作的重要，希望她們繼續的艱苦
學習下去。我這篇談話，居然使她們安靜下來了。最後她們一致表示，撤回她們的請求，繼
續努力學習。這件事，曾使俄國人認為是奇蹟；只有中共的領導者可以做到，他們是萬萬做
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團為留俄學生的事和米夫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關係。米夫從權力觀念
出發，絕不願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干預學生的事；但問題弄到不能解決的時候，中共代表出來
說話，似對他有極大的幫助。可是他始終沒有調整這種關係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間，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因接到學生們好些控訴，組織一個審查委
員會，審查中大的糾紛。在一間小會議室內，出席審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長的中央監察委員；
參加作證的為米夫，中大支部局書記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時到南俄休假去了）。審查委
員會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聲言這些都是學生們先後控告學校當局的資料，並表示開會的
目的，是要尋找出一個處理的方針。
柏耶金首先起而為學校當局辯護，發表一篇關於中大經歷的報告。他大致認為學生成份
複雜，中共又發生許多錯誤，乃為學校工作不易進行的主要原因。他說明學生和大多數知識
分子，其中不少曾參加國民黨，到國共分裂後才轉到中共來的。學生們受過托派、陳獨秀主
義、盲動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學校當局與上述種種非布爾什維克
思想作鬥爭是正確的。從前應當這樣做，以後還是應當這樣做。這是一種階級鬥爭，即無產
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鬥爭。既然是階級鬥爭，那就是殘酷的和長期的。也可以說明為甚麼中
大雖然調去了許多搗亂的學生，現在還有許多學生不滿學校領導的原因。因此，除繼續進行
階級鬥爭以外，實別無他法。米夫繼柏耶金之後作簡單的發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說法。
我隨即表示反對意見。我曾先批評所謂階級鬥爭的說法，認為如果將階級鬥爭廣泛的在
中大校內運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產國際的決議曾指明，即使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也具有急進的革命思想，應當予以爭取。難道在莫斯科這個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爭
取他們嗎？如果根本將他們看作異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學生不可，這豈不是教育的
失敗嗎？
我接著又說明事態的真象。我表示：學校內可能仍有少數異己分子，但最大多數都是不
滿學校當局的措施的。我舉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學校創設不久，設備不夠完善。學校圖
書很少，懂俄文的學生更少，翻譯人才又更少，受學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難滿足學
生的學習要求。第二、學校黨的組織由俄國同志負書記的責任，語言不通，難於了解中國同
志們的意見。支部局所信任的學生同志，多半是能說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擁護共產國際和
俄共的政治路線的。但在一般學生們看來，就有不同的觀感，他們觀察同學主要是以在中國
境內的艱苦工作中曾否有過表現為標準。他們常常這樣說：某人只會說幾句漂亮話，得到支
部局的信任，在國內卻從沒有過工作表現；某人在國內曾出生入死做過許多令人敬佩的工作：
現在卻因稍有不滿學校的表示，被學校當局認為是反黨分子。第三、中國學生的一些不良習
慣，是與中國的落後現狀有關，如不愛清潔，不守公共秩序，不愛惜食物用品，愛鬧小脾氣，
和對工人職員的態度不好等等。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來糾正的。第四、支部局
似未注意到這些中國學生和學校的真實狀況，據此以實施領導和教育；卻籠統的偏重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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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與學生們不能互相諒解。
那幾位監察委員，對我這篇議論，曾喜形於色的表示讚許。他們根據所看到的材料，提
出質詢，表示與我有同樣的看法。這使米夫與柏耶金面紅耳赤，不快之極。這次會議，並沒
有作出結論，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舉行而散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