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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汪精衛的口中，四向傳播，響徹雲霄。四月十七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
蔣介石的黨籍，罷免蔣氏總司令的軍職。同時，反蔣的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等等行動盛極一
時，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動如東征討蔣之議，則仍是議論紛紜，莫衷一是。
武漢的國民黨人士和一般社會知名人物對蔣氏行動的觀感極不一致。有的認為蔣的行動
根本破壞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確是一個叛徒。有的認為蔣氏不擇手段，殺害戰友，並波及
自己的同志，無異摧毀革命的基礎。有的側重於反對蔣氏的另建中心，認為這是分裂國民黨
的行為。有的認為蔣氏與中共的衝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還有些人在暗中讚許蔣氏反共的
果決。可見在當時反蔣陣營內，人心也不一致。
蔣氏的反共行動在上海發動以後，迅即普及於其勢力所及的區域。四月十五日，廣東李
濟琛的清共手段，較之蔣氏尤為殘酷。當天他在廣州，調遣軍警，宣布戒嚴，逮捕了約兩千
名的中共黨員及其同情者，封閉了二百多個工會等團體；黃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黨員
就是在那次鎮壓中被殺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黨工作，手段的殘酷也表演得淋漓盡致。
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黨員，也有不少是所謂國民黨左派⒀。
武漢方面唯一差強人意的事，是江西當局採取了支持武漢的態度。蔣氏的反共行動，首
先原是江西開始的，但不久他離開了江西，由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義，掌
握了統治江西的實權。那時，朱培德是比較接近於汪精衛而不滿蔣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蔣
氏離開江西以後，改採支持武漢左派，打擊蔣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將軍這種態度，也只是暫
時性的；敵不過當時瀰漫於湘、鄂、贛三省“反工農運動”過火的聲勢。
蔣氏的反共行動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輪“巴來亞列寧那”號，從上海開赴武漢，
道經浦口時，被張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鮑羅庭太太及其他幾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蘇俄與
武漢間的交通由是被截斷了。四月六日，張作霖得到北京外國使團的允許，派軍警進入東交
民巷，搜查俄大使館及蘇俄的遠東銀行和中東鐵路辦事處，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館內的李大釗
等六十餘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釗、路友予等二十個北方國共領袖，被處絞刑。這件事對
武漢有重大影響。在俄顧問方面說來，是喪失了聯繫他們的總機構；在國共兩黨說來，是毀
滅了它們在北方活動的首腦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擊。不用說，武漢方面的不利情勢，使
蔣如虎添翼。
武漢方面在財政經濟上也有困難。武漢一直因軍事的供應浩繁，稅捐的加重，經濟不景
和工農運動的興起等等，早已發生了資金外逃，物價高漲等現象。四月十七日，武漢政府不
得已頒布《現金集中條例》，走上了靠發行紙幣來維持開支的道路。武漢不僅不能從上海獲得
經濟上的支援，北京上海銀行界並於四月二十一日共同宣布與漢口各銀行斷絕來往。蔣氏所
盤據的長江下游，對武漢又實施經濟封鎖。五月三日，南京當局明令禁止武漢中央紙幣的流
通。這一連串的手段，使武漢物價高漲，紙幣貶值，經濟財政陷於極度混亂，無法作有效的
挽救。上述情況，使武漢處於極度艱難的地位。在武漢方面看來，這都是帝國主義的毒手所
直接間接造成的。武漢的一些要人們認為蔣介石、張作霖乃至北京外交使團，在那裡互相配
合，一致行動。蔣介石、李濟琛、李宗仁等實力派之能夠聯合反共，不僅有帝國主義者在後
面撮合，而且予以實力支援。至於武漢內部的動搖和經濟困難等等，也都是帝國主義者在那
里作怪。
四面楚歌中的武漢，函圖予蔣氏以實力打擊以求取出路。鮑羅庭在那幾天的態度似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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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瘋狂，他曾向我表示，歷史上任何一個革命，都要先肅清內部，現在我們內部已產生了第二
個陳炯明，怎樣談到北伐？目前，應乘蔣介石立足未穩，迅速東征，除去這個心腹之患，武
漢才能立足得住。鮑羅庭這種議論，至少在表面上得著了武漢要人們的熱烈支持；這些支持
似也鼓勵了鮑羅庭的勇氣。
加侖將軍在這個問題上卻抱有不同的見解。四月下旬有一天，他曾約我在他的寓所晤談。
他對著地圖向我指出，現在中國有三個力量：一是北京的張作霖；二是南京的蔣介石；三是
武漢。在外人眼中看來，張的勢力最強，蔣次之，武漢最弱，奉張正在河南增兵準備南下，
如果我們能首先消滅張作霖，武漢的實力地位就要跑到第一了。加侖這些話是表示他主張暫
時放下東征討蔣的計劃，實行繼續北伐。
我根據所知道的情況，不得不贊成加侖的看法。我曾向他說：“先東征討伐革命內部的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