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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致函柏金斯基，簡單說明我的近況，並將法院的傳票附送給他。柏金斯基審查的結果，
才知道我早已自動沒有在共產國際領取薪金，和我在列寧學院就讀的經過。他讚許我這種做
法，認為一面不放棄中共代表的職務，一面在列寧學院學習，處理得很得體。因此，他召集
共產國際秘書處的會議，通過一個決議，認為我有住在魯克斯旅館的權利，特許免繳房租。
這樣，地方法院這一案子就被撤銷了；而我就讀列寧學院的事，也無形中得到了共產國際的
默認。
列寧學院是共產國際所直接指導的一個高級黨校。當時學生約三百人，都是各國共產黨
所選派來的。其中中國學生有十餘人。我所參加的英文班，學生共十餘人，包括英、美、澳、
紐、日、韓與中國等國籍的學生。課程有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俄共黨史，列寧主義，
黨的建設與軍事學等。學習的方法，主要是由學生按照學習計劃，自行閱讀。每星期上課時
間不過十小時左右，上課時由學生提出學習報告，教授略加指導而已。
列寧學院與中山大學比較起來，情況完全兩樣：列寧學院當局與一般學生的關係，都很
正常。支部局的會議和黨員大會經常沒有甚麼重大爭論，會議的次數與所占的時間也比較少。
學生們多在圖書館中埋頭讀書，學校的領導人與學生，不管在學習方面與生活方面，都能打
成一片，絕沒有中大那種擾攘紛爭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底，史達林為了鞏固他的領導，發動了震動全蘇俄的大清黨，中大掀起了很
大的風波，也打破了列寧學院的平靜狀態。俄共這次清黨是反托派，反布哈林右派，清算工
黨，實行農業集體化和強調消滅富農政策等等之後所舉行的。那次清黨運動，有點像瘟疫一
樣，任何人都有被傳染的危險；即使平日自信是史達林嫡系黨員，到了這時，也不免要發生
危懼。按照共產國際和俄共的規章，共產國際委員和俄共中央委員，不受清黨影響。理由是
這些委員在當選時，等於經過了嚴格的選擇。根據這一點，我這個中共中央委員，又是共產
國際主席團的候補委員，當然在清黨中無須有所顧慮。
列寧學院的清黨，是由共產國際指定一個清黨委員會所主持的。清黨大會首先清算校長
季諾桑諾娃。她在大眾之前，敘述她的整個政治經歷，尤其不曾隱瞞她政治上所曾有過的錯
誤，在她一個多鐘頭的發言中，還說到她年輕時候的私生活，這使許多外國共產黨員，感覺
非常新奇。接著，又清算學校其他負責人和支部局的委員，依次再清算學校職員和一般學生。
如果某一個被清算的人報告的言詞中有含糊之處，或被人認為有疑問時，就要遭受到嚴格的
質詢。有一位波蘭學生，系軍人出身，參加過反蘇戰爭，因為在他的經歷報告中，沒有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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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一點，被人揭發出來，當場就被特務捉去了。中國學生有一個姓馬的，因為被認為參加托
派的活動，也在清黨中失蹤了。這次清黨大會，日夜連續舉行，學生的學習課程，幾乎完全
停頓了。這樣經過近兩個月的時間，清算了少數的幾個人，才算告一結束。
中大的清黨，特別顯得緊張。清黨委員會是由共產國際指定蘭個委員所主持。主席是柏
津，一位軍人；另兩位委員是共產國際的某監察委員和任過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威金斯基。
這三位委員倒還算是老成持重的正直的人物，遇事不願多所挑剔。但支部局的委員們，卻和
一群獵狗一樣逞凶。他們會同特務機關人員，多方搜尋學生反黨的罪證。有一位姓李的學生，
在清黨中被官方宣布自殺，宣布的事實是說這位李某，是一個托派秘密組織分子，曾供出一
百多個參加托派組織的秘密名單，因良心不安，遂自殺。但實情究竟如何，沒有人知道，一
般學生在驚慌萬狀中，誰也不敢去追問這件事情。以這一事為例，中大的清黨，完全是在一
種恐怖現象下進行的。
我和瞿秋白認為無法干預中大的清黨事件，因而從不加以過問。王若飛那時也在列寧學
院就讀，他自己便有托派的嫌疑，更無法表示意見。只有鄧中夏和余飛，曾企圖以代表團對
於學生的鑑別去影響中大的清黨，但被拒絕了。而且中大的所謂“二十八宿”在清黨之初，
他們本身很輕易的便通過了清黨的考驗，因而他們可以毫無顧忌的指摘其他學生們的錯誤。
在中大清黨正熱烈進行的時候，柏金斯基等曾找我去談話。他向我說：“中大清黨牽涉到
你了。你已知道，有一位學生自殺了。他所供出的托派分子中，有一人曾透露：托派秘密組
織的領導人劉仁靜，曾將一件托派的秘密文件，交給你看，你看後向劉仁靜表示，托洛斯基
這種主張很好。你有沒有這種事，希望你好好為自己辯護。”柏金斯基是共產國際成立以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