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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條件，來維護工人的利益，還是困難重重。
湖北全省總工會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當天廣大的工人群眾首先參加盛大的
國慶紀念會；接著舉行總工會成立會；發布成立宣言；選舉向忠發為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
劉少奇、項英為副委員長，分任總務組織宣傳處長，許白昊為秘書長。總工會之下，還設有
工人糾察隊，其盛況不亞於廣州的省港罷工委員會。那天又適逢武昌克復，消息傳來，會場
工人群眾更是歡欣若狂。
工會的組織在激劇擴大之中，並向武漢以外的各縣市發展。到一九二六年底，總工會會
員人數多達三十萬⑤。中共雖能完全控制總工會，但對其屬下的各分工會，則尚不能作有力
的掌握；以致發生若干左傾蠻幹偏差。中共職工運動的負責者，主要是在那裡加強各分工會
的組織，挑選適當幹部，分擔各分工會的領導職務；並徵求中共黨員，形成各工會和各工廠
企業的中共支部；以及訓練這些新手，使他們能了解當前的責任。
勞資爭議和罷工浪潮，隨著工會組織的發展而洶湧起來⑥。當時總工會除認為資方應承
認工會的團體契約權外，關於勞作條件，規定一個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資每月應以十三元為標
准，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加上額外加工不得過十二小時，每星期應有二十四小時
的休息等⑦。這些要求，從國際水準來看，固是可憐的，即以當時的武漢實際情形而論，也
不算是過高。而各分工會在勞資爭議中所提出的實際要求，有時還低於這個標準。在增加工
資上，有些企業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兩元或三元，連原有工資計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標準。
在休假問題上，有些也僅要求兩星期休息一天。這顯然顧到了當時實際條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勞資爭議用仲裁的方式解決。十一月間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湖北全省總工會、武
漢商會、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總政治部和武漢衛戍司令部等機構，共同組織了一個勞資爭議
仲裁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處置爭議的方針，大致是要求勞資雙方服從它的仲裁權力，主張資
方應大體接受湖北全省總工會所規定的勞作條件，工人在工作時間內則應遵守勞動紀律。
但工商界的老闆們總覺得工人方面的這些要求難於實行。他們怨恨自己的處境困難，戰
爭使他們陷於經濟不景氣中，政府當局只知問他們要錢，無異是殺雞取卵；工會又在不斷搗
亂，提出種種要求。這種上下交迫的困境，將使他們的前途為之斷送。他們不敢開罪政府當
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強承擔下來；但也利用當局向他們要錢的機會，將他們的怨氣，
向工會方面發泄。
引起工商業老闆們最大反感的是工會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動。在勞資爭議中，工人方面常
採取加強壓力的辦法，強迫資方接受他們的條件，有時也發生一些侮辱資方的事件。在資方
不遵守勞資協議或有某種破壞工會的行動時，工人方面常予以反擊；有時會發生拘捕資方人
員，戴高帽子遊街的事。在資方看來，工人糾察隊的這些活動，是不可饒恕的⑧。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們不遵守勞動紀律，工會的負責人往往因工會的活動，妨礙了自身在工廠內應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員在工作時間內，工作不力和不遵從資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動了武漢市，“實行共產”的謠言在各處廣泛流傳；“反共”的聲浪也跟著抬
頭。當時威金斯基曾根據這種情況，在《嚮導》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嚴懲反革命。事實
上這種主張是當時所不能實行的。主要是國民革命的內容太過複雜了。當權的軍人實力派，
事實上有求於工商界老闆；他們甚至包庇反革命，那裡說得上甚麼懲辦。中共卻陷於一種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顧全大局，要爭取北伐的勝利，不能僅顧著自己的政綱；又要維護工人階
級的利益，不願使自己成為約束工人行動的工具。左右兩難，顧此失彼。如果真要嚴懲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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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說的提出“建立蘇維埃”的口號，並在事實上在國民革命陣營中，
來一個共產革命；但這又是共產國際所不允許的。
如果我們對當時國民革命的對外關係以及內部混亂的情形稍加說明，便更易於看出若干
癥結所在。
國民革命的民族陣線是以對付帝國主義為大前題；帝國主義的勢力確構成國民革命的最
大障礙。湖北全省雖大致已為北伐軍所占領，但帝國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武漢江面上，經
常停泊著成群的外國軍艦；最多的時候，達到三十六艘。兵艦的炮口，指向武漢的中心區。
兵艦上的水兵，以租界為據點，或明或暗的在戒備著。此外，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境內，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