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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勾結，橫行無忌，而農民和正當的商人買販，則雖買了票也往往擠不上車。沿途各站和列
車中更是一片吵鬧之聲。車行的速率也不正常，花了雙倍的時間，天黑後才到徐州。
徐州當時是國民軍、奉軍和直系軍三種勢力交叉的地方，秩序同樣凌亂不堪。我們夫婦
在那裡停歇一夜，才搭上翌晨向南開行的火車；可是所有客棧被各方軍人占滿了，旅客們都
擠在車站裡過夜；有的在這裡候了兩三天，還沒有搭上火車。我們好不容易才在擠滿了人群
的車站中，占得一席地，度過一宵。
翌日，天還未亮，我們便挾雜在蜂湧的旅客群中，提著行李，爭先恐後地擠上車廂去占
據座位；假若稍遲一步，就連站立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了。我們在占得的座位上呆坐著，一
步也不敢離開。候到上午九時左右，車才開行。車行以後，車上秩序才逐漸好轉。這些親身
經歷的事，每一細節都曾不斷的縈繞於我的腦際；我那時就確認，軍閥們的所作所為，事實
上等於在培育著革命的種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我到達上海，立即住入中共中央所指定的地點。那所兩上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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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的房子，就是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的辦事處。劉少奇和他新婚的妻子已先我住在樓上的
前房。我們夫婦則住在樓上的正廂房。樓下便是我們的辦公處所。鄧中夏等人有時也在那裡
下榻。這不過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分支機構，但氣象較之已往，顯得堂皇多了。
陳獨秀先生當天就來看我們。他首先慰問我們夫婦在北京的入獄，對我妻子更是慰勉有
嘉，又為我和劉少奇這兩對新婚夫婦祝福，態度誠懇親切，表現了充分的友誼。
我們互訴別後情況，他讚揚我糾正趙世炎等反孫北上的左傾錯誤，也稱許李大釗先生和
我在北京對國民黨所持的態度，認為是能於不動聲色之中，貫徹了中共的主張。他對孫中山
先生的逝世可能引起的後果，表示憂慮；對於廣東東江的軍事勝利，則引以為快。他主張失
去了領袖的國民黨應擴大黨內民主，實行委員制的領導。他認為中共已克服了許多困難，對
中共的前途增加了自信；並強調中共必須獨立發展。
陳獨秀先生的這種對前途的樂觀看法，是以中共工作的進展為其背景的。中共第四次代
表大會時，黨員人數已近千人，中央及地方組織均已略具規模，黨員的活動能力也已大為增
強；因此，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已提出中共要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問題。
我參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後，很快體會到造成陳先生樂觀的因素。四次代表大會後的中
共中央，雖仍未設立政治局，但雛型已具。我們每星期的會議分為兩種：一種多半假威金斯
基的住所舉行；經常參加的只有陳獨秀先生、蔡和森、瞿秋白和我四名中央委員①。威金斯
基則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所討論的，多是政策問題。另一種會議，威金斯基不
參加；出席者除我們四人外，還有新任中央委員主管宣傳工作的彭述之、少共中央書記任弼
時、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劉少奇、李立三和婦女運動委員會主委向警
予等；會議討論的則多屬日常工作。所以這兩種會議的性質，前者頗類似於政治局會議，後
者則系中央工作會議。
中共中央這些會議顯得更有秩序。每次開會都有預定的議程和明確的決議。我這裡僅就
相當於政治局的會議的情形，及與中共發展有重大關係者，略述一二。
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很重視統一戰線的策略。我們認為中共自身和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
夠的，必須通過統一戰線的工作，去團結更多的力量，才能完成國民革命。我們把完成國民
革命這一主要任務，看作是各階級應有的聯合行動。這種觀點解除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中共
可能變成國民黨左翼的疑慮，也獲得了全黨一致的支持。
我們在威金斯基的住所所舉行的會議主要討論的，大致可歸納成為下列三個範疇：一是
工人階級領導廣大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並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反對買辦、軍閥、封建勢力和
帝國主義；二是團結國民黨左派，聯絡中間派，反對右派；三是中共自身的發展、職工運動
的統一，與農民協會的發展等。
上述這三方面的問題牽涉極為廣泛，國共關係是問題的核心。我們認為國民黨左派是革
命的小資產階級，擁護聯俄容共及工農三大政策，是中共最接近的戰友。右派則正相反，代
表買辦及其他守舊勢力，反對三大政策。至於中間派則代表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一
般傾向，左右搖擺，不完全贊成三大政策，但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我們認為中間派的人數
較多，聯絡和爭取中間派便是實現廣大聯合戰線的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