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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星期以後，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集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米夫未到，卻由柏耶
金領著另一支部局委員秦邦憲來參加會議。會議開始後，即由秦邦憲起立用俄文發言。他的
那篇冗長的俄文演說，是預先準備好的，說得相當流利熟練。他反擊中共代表團對於中大事
務的干預，特別指摘我個人。因為翻譯的蹩腳，我並不能知道他說話的全部內容。但我所懂
得的，是他在那裡痛罵我為機會主義者，並堅持中大內部是階級鬥爭之說。在他看來，我的
機會主義妨礙了中大應有的正當鬥爭的發展。他這篇講話，曾使一些監察委員為之搖頭。
我聽了他那番話，簡直氣極了。我聲言現在是討論中大的領導應采何種方針，而不是清
算中共代表團或我個人，秦邦憲不僅轉移了目標，而其所言又多系無根據的誹謗。這件事，
是俄共黨內一些權力主義者的惡劣作風的標準例子。米夫與柏耶金因為上次會議曾受到我的
批評，似對他們的權位頗有影響，因此，他們放棄正面的答辯，卻找出中國學生秦邦憲來攻
擊我。參加會議的幾個監察委員，似以為會議這樣發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
會。後來監察委員會再也沒有找當事人參加，曾作成一個決議，批評中大領導方面的錯誤。
監察委員會決議雖然拘束力較小，但對米夫來說，無異是重重的打了一記耳光。就因為這件
事，我與米夫的關係，從此更加惡化了。
米夫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為中大問題既然發生很大的隔閡，但彼此為中大學生的處理
問題，仍須在一塊兒商量解決。有一次，在共產國際中國部米夫的辦公室內，他邀約我們這
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開會，他提出一張十幾個學生的名單，準備將他們送到西伯利亞的偏僻
地點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議，認為將這些所謂不可靠的學生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
究竟不是一個好辦法。試想，將來許多留俄學生都在蘇俄境內不知下落，他們國內的親友將
發生一些甚麼樣的感想？為甚麼不將他們送回中國去，讓他們在中國去表現。如果他們忠實
於中國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們反動叛變了，在中國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幾個反動
分子，也不見得就是中共的致命傷。
米夫對於我的發言，似頗不快，但未表示意見。但後來米夫便再也不提出這類問題和我
們商討了。也許是共產國際的首腦們，為了不願讓蘇俄多樹敵，支持了我的主張之故，大部
分的學生，後來都陸續被送回國；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事件，相應減少。米夫這種將學生放
逐到西伯利亞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國學生某種程度的恐怖感。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當時
在一個軍事學校就讀；他幾乎被這種鬥爭的空氣嚇得要發神經病。他從學校中逃出來，坐上
西伯利亞的火車，企圖私自回國，他走到中途，被當作逃兵拉回來了。按照當時的蘇俄軍紀，
是要槍斃的。中共代表團曾向莫斯科的軍事機構，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於對鬥爭的恐怖，
希望從輕處理。後來，屈武曾被監禁多年，到抗戰時才被釋回國，現在居然成為中共政府的
一位要員。
米夫對中大雖然採取高壓政策，有的學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有的學生被遣送回國；
有的學生送到工廠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學校內學生，仍然反對學校當局和支部局的領導，
鬥爭沒有一天停止過。真正支持米夫的學生，只有陳紹禹等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③。其
餘一千多名學生，都是站在反對派方面。中共代表團內，對中共各項問題，意見並不相同，
可是對米夫和中大，始終行動一致；這也許是米夫太過可惡了。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舉行
學年總結大會時，又爆發了代表團與米夫之間的一次大鬥爭。
這次學生大會，瞿秋白曾應邀參加發表演說，在多數學生反支部局領導的熱烈氣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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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瞿秋白的演說，對支部局的領導也頗有批評。這次大會，僵持了三天，不能解決。瞿秋白有
點著急了；他邀請代表團的人員舉行會議，要求代表團對中大事件採取一致態度；並請我也
到學生大會中發表同一論調的演說。我同意他和其他代表的主張，經過中大學生的邀請，我
便出席去演說。
我這次演說，著重指斥支部局的領導，沒有尊重中共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因此，他們
反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鬥爭，沒有顧到黨內團結的需要。支部局方面沒有與中共代表團取
得必要的協調，大多數學生，向代表團陳述他們對學校不滿的意見，不能認為不正當，支部
局應採取團結最大多數同學的方針，不應壓抑自我批評，造成黨員中的分裂現象。我的演說，
除了“二十八宿”以外，一致鼓掌擁護。大會的空氣因而愈見激昂了。他們要求改組支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