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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
湖南的中共同志們，多和毛澤東相似，隨著農運的進展，頗有左傾急進的見解。他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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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些人根本就抱著“矯枉必須過正”的心理和“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憤慨，極力將
農運推向左面去，更多的人覺得開始時必須用較急進的方法，才能推動農民的鬥爭。但等到
鬥爭已經大規模的發展了，他們又不願為了國共合作，而把左傾趨勢扭轉過來。此外，中共
同志們還有一種傳統的想法：“右傾最要不得，左傾總是不壞的。”他們不會想到，在激烈的
革命浪潮中，防止左傾蠻幹，並不容易，又為必要。等到這種左傾蠻幹，已經蔚為一時風氣
以後，要糾正它就戛戛乎難矣。更何況中共的湖南同志們，事實上無力完全控制全省農協的
活動。
湖南農運之所以過激，主要表現在“反對土豪劣紳”、“減租減息”、“穀米阻禁”和“破
除舊習俗”等各方面行動上。
湖南農協運動最有聲有色的一幕，首推“打土豪劣紳”的工作。打土豪劣紳的辦法包括
“逮捕、監禁、審判、算帳、罰款、戴高帽游鄉、殺豬、糶谷”等等。
槍斃土豪劣紳，也是常有的事，其中最著名的一樁，就是以舊學著稱的湖南清末遺老葉
德輝之被處決。其它如砸毀轎子，剪掉長衫等帶侮辱性的行為，更是不勝枚舉。審判土豪劣
紳的方式，多系舉行群眾大會進行。在大會中，只要有一個人認定被審判者是土豪劣紳，往
往無人敢加以反對。懲罰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過。這與法國大革命時，國民會議審判
貴族的情景，大同而小異。
反對土豪劣紳原系國共兩黨的共同政策，農民運動的興起，也必須以壓抑土豪劣紳的勢
力為前提。但如果由農民自下而上廣泛的自動的執行起來，那就不僅如毛澤東所說的“有點
兒亂來”了⑤。而且，也形成了無政府的恐怖狀態。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證明。
李立三的父親被一個鄉農民協會當作土豪劣紳處決了。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李立三的上
了年紀的（看來是六十多歲）父親來到了武漢。我曾和那位老人在李家幾次一同進餐，也談
過他的遭遇。我所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溫文爾雅、態度嚴肅、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不否認
他是逃到武漢來避難的。他也表示他願跟著他兒子的主張走，不反對農協會的一切。不久，
他拿著他兒子親筆致湖南負責同志的信，擔保這位老人不會有反對農協的態度和行為。高高
興興的回湖南去了，不料後來消息傳來，李立三的保證並無任何效力，這位老人仍被他本鄉
的農協“亂干”掉了。
李立三的父親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問可知了。李立三是一個湖南籍的著名共產黨
員，他擔保他父親的信，似也由湖南區委轉到了澄陵縣的農協會去了，而竟不發生效力，這
不特顯示出中共湖南區委會對於農協控制力的薄弱，也證明反土豪劣紳的風氣已到了瘋狂的
程度。李立三遭逢了這個變故，一時顯得甚為難過，但他咬緊牙關，再也沒提過這件事。我
也曾為之傷感良久，並曾設想過，如果這種遭遇是落在一位國民黨員或者一位北伐軍的軍官
的身上，他對於農協的憤恨將是不共戴天的。
在農協勢力膨脹之下，以不交租不還債來代替減租減息，成為普遍的現象。國共兩黨和
農協的原來政策並不是不交租不還債，而只是主張減租減息，規定租額，佃農所得至少應占
收穫額的百分之五十，銀錢借貸年息不得超過二分或三分，借谷年息不得超過一成⑥。這種
減租減息要求的實現，是農民生活實質的改善；按照當時的情況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事
情的發展，往往不會就在適當的地方止步，何況並沒有人強調交租交息的必要。因此，減租
減息就逐漸激化成為不交租不還債了。
不交租，使農村中的租佃關係陷於混亂狀況。地主們自然覺得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出了問
題，佃戶們也會覺得他們所沒有交付的租額，將來究竟怎樣處理也不能確定，這對於生產准
備和生產情緒都會有影響，這種狀況在個別地區，如長沙附近的霞凝鄉，竟發展到“丈田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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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備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這顯然超越了武漢政府當時權力所能做到的範圍以外。不
還債，更使農村金融陷於窒息的狀態，農村中有錢出借的人，帶著他們的資金外逃了，剩下
一些小有產者，也因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項，這樣，在資金極度短絀的湖南農村中，許
多窮苦的農民，就失掉了流通資金以維生產的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