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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急待解決的問題，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沒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鮑羅庭等重來中國，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變發生以後；一切都成為明日黃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對的困擾，除了上述的這一主要政治問題之外，還有負責人之間情感上的
隔閡問題。我們這些負責人，性格各別，生活情調也不盡同，例如當時彭述之的羅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檢行為，卻成為我們內部分歧達於表面化的始點。我在這裡簡略敘述一下，也
許可以從中看出中共成長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後幾天，由於蔡和森的主動，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傳部辦公
處，蔡和森夫婦、彭述之及其秘書鄭超麟等均住在那裡），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議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報告在其丈夫蔡和森離滬期間（蔡系在我離滬前幾天到北京去的，大約與
我同時返滬），她與彭述之發生了戀愛，其經過情形已在和森返滬的當天，就向他坦率說明了。
她表明她陷於痛苦的境地，因為她與和森共患難多年，彼此互相敬愛，現在仍然愛他，不願
使和森受到創傷；但同時對彭述之也發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為他的風趣確是動人的。她
要求中央准她離滬，派她到莫斯科去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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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件有關私人生活的事，我們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時似不便表示意見。經過一度沉默
之後，陳獨秀先生開始讚許蔡向的結合，表示不願見他們因此而離異。繼而他批評彭述之不
能自我約制，有傷同志的親愛關係。他准許向警予的請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這件事，就他們幾個人的個性看來，也並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個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個工作特別艱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個短時期，我們兩人的睡房只隔著一層木板（那時向警予到別的地方工作去了）。他會整
天不講話，埋頭閱讀和寫作；當他接觸到有趣味的文句時，就獨自發出格格的笑聲。他患有
嚴重的氣喘病；病發的時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風箱，呼呼作響；但他從不聽人勸告，
中止工作，好好養病。他往往記不起吃飯，進膳的時間當然不規律，他室內的書刊報紙，堆
得亂七八糟，沒有秩序，甚至不夠清潔。他疲倦了，會不解衣不脫鞋，倒在床上就睡；一會
兒，又骨碌地爬起來繼續工作。
每當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還在那裡寫文章看稿子。他常為了思索一個問題，在房裡
踱來踱去；他穿的那雙粗劣的皮鞋，發出沉重的聲音，吵得我這個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時因此索性起來幫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點休息；有時我們兩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
我們間的友誼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覺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這種生活習慣，是
會有損於伉儷樂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潑多情的女子，受中國禮教觀念的束縛頗深，不苟言笑，表現得十分
莊重。她養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謀求自己精神的寄託。她雖是較早期
的婦女工作領袖，但論年齡還是不到三十歲的少婦。她老是一本正經，態度嚴肅，使那些同
濟的婦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給她封了一個“老祖母”的綽號。
她的這件桃色事件公開以後，她個人的聲望和中共所領導的婦女工作都受到損失。多數
的婦女同志們批評她的感情是關不住了，終於潰決了；也批評這種“老祖母”式的領導是不
夠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實上，她從此喪失了在婦女中的領導地位①。
彭述之則有類於風流才子，在處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輕鬆而有節調的。但外表上
常常一本正經的在進行說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綽號；有時也談笑風生，引人入勝，流露
出風流才子的本質。在共產黨立場上所封的“孔夫子”綽號，是具有譏諷意味的；是指他這
個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現出的一種矜持的說教姿態。他主張提高黨權，也有點孔夫子“尊
王攘夷”的派頭，他似以陳獨秀先生為“天子”，中共其他老幹部為“各路諸侯”，而他自己
則負有“強幹弱枝”的重責。在這個戀愛風波發生以後，他仍照常工作，若無其事地保持原
有的態度。
彭述之的行為引起了瞿秋白對陳獨秀先生公開地表示不滿，認為他領導無方。恰巧那時
我的快要臨盆的太太為了安全分娩和進修起見，約於三個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暫時成
了單身漢；同時我在閘北的辦公地點，頗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當時住在法租界，是
比較安全的地區，中央的機構也多遷往那裡；因而我被安排暫與瞿秋白同住；因此我有機會
聽他傾訴有關這方面的不滿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