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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武漢反蔣時期，我們一直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所圍攻。中共居於劣勢，只
有退讓，企圖阻止反蔣聯盟的分崩離析，穩定武漢的所謂左派政權。這其中最顯明的事實是
中共實力不夠或者可以說，不自量力，任重道遠的擔子把雄心壯志的中共壓垮了。
當我說到這裡，布哈林打斷我的話，說道：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為甚麼花許多
時間，舊事重提？我停頓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覺得我既沒有直接指斥加入國民黨政策的
根本錯誤，現在也不必直說共產國際的估計錯誤，因而接著表示八七會議的告黨員書，就沒
有說到武漢時期敵我力量對比這一點。似乎中共中央機會主義的錯誤，曾導致革命失敗，因
而失敗的責任也應由中共中央完全負擔。難道這種批評是恰當的麼？我繼續表示我不否認中
共中央在武漢時期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是必須糾正的；但如果糾正不得其當，又會誘
發另一種極端的左傾錯誤。
我繼而檢討南昌暴動的問題，指出這是我們在武漢末期停止讓步，轉而積極反抗的嚴正
表現。當時羅明那滋根據共產國際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電令，要我親自趕赴南昌，阻止暴動
的舉行，我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的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意旨。後來，南昌暴動因事實上
無法停止，終於發動了。但南昌暴動失敗後，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實，指斥我沒有堅決領導
南昌暴動，反假傳聖旨，予以阻止。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接著我鄭重質問：現在，我要
請問布哈林同志，究竟有無拍發這個阻止南昌暴動的電令？還要請問當時在場的瞿秋白同志，
為甚麼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後，反而顛倒黑白，說我假傳聖旨呢？
我又根據事實，批評瞿秋白中央兒戲暴動；把過去一切，不分青紅皂白，都當作機會主
義來掩飾種種可笑的行為，反自詡現在的中央是布爾什維克的暴動指揮部。因此，我譏笑瞿
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動指揮部，只不過是不高明的“暴動編輯部”而已。
接著，我申述對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動條件尚未具備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
暴動，而應爭取群眾，擴大自己的實力。又由於現在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更不應有輕率冒險
行動，而應保全實力。可是，中央的方針恰恰相反，不注重團集革命勢力，只圖急功，不斷
暴動；即在廣州暴動嚴重失敗之後，仍認為革命潮流在繼續高漲；制定兩湖暴動計劃，堅持
繼續不斷的暴動，這簡直等於自殺。
我認為爭取群眾的機會很多。並著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濟南慘案發生，激起了全國性
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認為這種反日運動，會幫助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而採取消極態度。
雖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異議，要求中央領導反日的群眾運動，但中央仍置之不理；這簡
直是放棄爭取群眾的機會。中央似認為實現土地革命的暴動，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對反日反
帝國主義則不予重視。可是，我要問我們甚麼時候取消了這個反帝的根本任務。在我看來，
反日並不會幫助蔣介石，恰恰相反，不僅可以將群眾團集，在中共反帝旗幟的周圍，也可以
打擊壓抑反帝運動的蔣介石。
我說到這裡，布哈林皺皺眉，搖搖頭，驚嘆著說：原來是怎樣的！你先從這裡說起就好
了。我接著表示，故事還多得很，我只能說個大概。工人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原
是我們久已適用的原則，但瞿秋白中央卻否定了工人的經濟鬥爭和日常組織工作的重要性。
在農運方面也是一樣，只希望農民武裝，攻城略地，奪取一省或數省的表面勝利，忽視農民
的組織和各種程度的經濟要求。至於中共本身則已淪為支離破碎之局，我們除了遭受敵人的
肉體摧殘外，又遭受中央錯誤政策的蹂晌。現在中央為了推行它的錯誤政策，實施強迫命令
和懲罰手段，因而黨內滋生一種離心的傾向；黨內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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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陳述了這些意見之後，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嚴重的盲動主義錯誤；我雖屢次提
出建議，企圖糾瓜，但均為瞿秋白所拒絕；因而我曾十分憤慨，準備採取行動，反抗這種錯
誤政策，直到共產國際直接邀請我來參加這次的大會，我才決定停止反抗，到這裡來陳述自
己的意見。我也並不想算舊帳，而是希望錯誤能獲得糾正，並規劃出今後所應採取的路線。
我記得在這篇演說的末尾，我曾說：“這就是我這個被指為反共產國際的人的真實意見。”
我這篇演說，雖沒有預先擬好底稿，確是理直氣壯一氣呵成的。所有到會者，無論贊成
與否，都認為是一篇中共反對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後也曾表示所獲甚豐，認為再無徵求反
對意見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國工作過的俄國同志，看了我這次演說的記錄護向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