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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若干改善。談到國共關係時，我也表示，國共第一次合作，是兩黨完全混在一塊，因此
吵鬧不休，現在國共兩黨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適宜於互相競賽，可以避免彼此間的許多衝突。
說到抗日前途時，我主張中共應採取積極政策，團結抗日勢力，促進國民黨政府的進步，務
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這些初步性質的談話，當時還未引起辯論和爭執。
抗戰初期，到處一片熱烈氣氛，人們都為抗日熱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
等地的新聞記者，不斷的訪問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來的一個軍政視察團，由十餘
高級軍政官吏所組成，其使命又與國共合作大有關係。我被邀請和毛澤東、朱德、劉伯承一
同招待這些使者，極盡地主之誼。我們論調一致，強調擁護蔣委員長抗日，表示共赴國難，
抗戰到底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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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當時毛澤東對國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還沒有完全表明。延安情況，也還有點五顏六
色，譬如軍人服裝就不一致，有國民革命軍的，也有原來工農紅軍的。毛澤東就有兩頂軍人
便帽，一頂是新制的國民革命軍式的，有外來客人時，他便戴上；一頂是原有的紅軍帽，有
紅五角星徽，參加中共內部會議或到“抗大”講話時，他特別戴起來出台。
當時許多人因為軍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舉措，特別引人注目。也許毛氏要借
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兩套。
當時毛澤東聚精會神處理紅軍的改編工作。七月下旬，南京與延安間，往返電商有關這
件改編工作的實際處理辦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編工作，以便中共軍隊能開赴
前線抗日。毛澤東所注重的顯然不是迅速開赴前線，而是如何保護他唯一的本錢，使紅軍不
致在改編中受到損失，更企圖運用這套本錢以備將來奪取天下。我一直沒有預聞這些事，毛
氏也有意瞞著我進行，但從許多事實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圖。
這次改編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對紅軍的控制。這自然是他第一個要達到的目的。駐屯
在延安附近的紅軍，主要來自第一、第二、第四三個方面軍和陝北本地。這些軍隊系統不同，
地域及語言各異，軍事幹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數而論，四方面軍的人數最多，陝北本地
人次之，第一和第二兩方面軍的人數較少。毛澤東將這些軍事幹部混合運用，使其互相牽制。
再又強調黨的領導，廣泛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各級政治部和軍中特工組織的職權都提得很高。
毛澤東所企圖達到的第二個目的，是對付南京的壓力，使紅軍雖經改編，仍不致為廣大
國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發展的餘地。當時毛氏向南京所呈報的紅軍總人數是四萬八千
多人，連延安的後方人員，亦計算在內，其實作戰部隊只三萬多一點。南京方面卻只承認改
編人數為兩萬多。這個爭執的著眼點，自然是部隊經費和一切補給種類的數量問題。為此毛
氏曾多次電南京的周恩來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別向南京軍事委員會和西安的行營提出種種要
求。毛澤東不厭其煩的如此做法，不僅為了增高紅軍的地位和獲得部隊所需較多的物質，而
且對紅軍內部來說，可以證明他正向南京爭取平等的待遇。
其實毛氏所願意接受的，只是改編之名，他要保留紅軍內的一切成規。他耽心紅軍幹部
會受到國民革命軍薪給制度的影響，一次他極力鼓吹紅軍配給制度的優良，官兵生活平等的
重要。國民革命軍實際上並沒有甚麼國民黨的領導，也不重視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國民
黨這些影響，因此特別強調紅軍原有的領導和政治工作體系，無論如何也不能改變。
在毛澤東看來，游擊戰術是對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門。但提起對日軍打游擊，自然就
聯想到要建立敵後根據地，不用說毛澤東自然很重視此點。他當時正忙著調動大批“抗大”
學生（多半是從外邊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分派到紅軍各部，參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
這些知識青年，將來到了抗日前線能夠開闢敵後根據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組織抗日前線
地方武裝，解決軍隊物質需要，組織民眾團體，辦理“抗大”分校等等。
當時直接對日作戰的有關工作，許許多多亟待進行，毛澤東都因忙不過來，壓後辦理。
那時我曾當面對毛氏說：我們的軍隊從前都是慣打內戰，對日作戰都很外行，我們應當使我
軍的指揮員了解日軍的情況，特別是對日軍打游擊應注意的事。毛澤東雖然表示贊成，但一
直未有採取具體步驟切實進行。後來還是周恩來在洛川會議的時候，才組織訓練班，研究日
文、日軍文告和日軍動態等等。
中共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到一九三七年霸業二十二日，才有國民黨政府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