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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舍，吁陌蔥綠，呈現著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會場所設備很簡陋，類似兵營。沒有圖書館，沒有娛樂設備，只設立了一間簡單的醫
療室，為我們檢查身體。給我檢查的那位醫生說，我的體格很強健，這使我特別欣慰。這幾
年來的艱苦生活，竟沒有使我的身體受到折磨，不能不說是最大的幸事。蘇方供應我們的伙
食，質量特別好。這是對我們的優待，也意味著蘇聯在經濟上經過新經濟政策的恢復時期，
已有相當大的進步了。
我到達較早，以後每天陸續有代表到來，瞿秋白中央的人員，也先後到達了。大會舉行
的日期，漸漸逼近，大家都在忙著準備。在大會舉行前三五天的一個晚上，共產國際主席布
哈林率領共產國際中國部長米夫等和中山大學學生陳紹禹等，共十餘人突然來到，布哈林要
求舉行一次預備會議，聽取我們的意見。於是我們已經到達的約二十餘位代表，便和布哈林
他們共同聚集在一間小會議室內開始會談。室內僅有一張長桌，四周擺了一列椅凳，我們大
家擠在一塊，有的坐著，有的只能靠牆站著。
布哈林首先說，請反對共產國際的人先發言。瞿秋白陳紹禹等人立即附和著布哈林說：
那就請張國燾同志先發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贊成，並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贊成
我發表批評中央政策的意見，但對任意加我以反共產國際的頭銜一點，表示抗議。我於是站
起來發表演說，包括翻譯的時間在內，花了約三個鐘頭。布哈林沒有再要求第二個人發言，
預備會議就結束了。以後也沒有再舉行。
我這次演說的全文，自然無法全部記憶，但主要論點，我還是記得很清楚。我從反共產
國際這一點說起，沒有否認我對共產國際領導的不滿。更進而表示：在我看來，中共領導的
錯誤，不在於反共產國際，亦不在於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過於倚賴共產國
際。年輕的中共，它的領導者不待說是缺乏經驗的。我們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認為是下級
服從上級的應有義務，我們信仰共產國際，認為共產國際的老革命家比我們見多識廣；每當
我們的看法與共產國際的指示發生參差的時候，我們總以為自己不過是一些學生，對於自己
的見解，不敢自信，而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必然深謀遠慮。因此，也就犧牲自己的主張，來
遷就共產國際的指示。甚至，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無不言聽計從。
這種情形，簡直已經到了迷信共產國際的程度，這就是事態的真相。
接著我舉例證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根據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革命是中
國革命的中心任務這一指示，作出結論，認為一切工作應歸國民黨，全體中共黨員，都應加
入國民黨為黨員，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工人階級須先有民族覺悟，然後才有階級覺悟；
並且預言至少五年之內，中國不會產生真正的共產黨。當時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說法，
而且希望中共能獲得獨立的發展。我因此便被視為反共產國際，並受到中共中央的嚴重處罰。
可是，馬林說了這些話，僅僅四年以後，共產國際另外一位代表羅明那滋，於一九二七年七
月間向我們宣稱，中共中央犯了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主要是它放棄了爭取整個革命中的
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的見解恰恰與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經強大到這麼一種程度，即是
只要不犯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國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領導之下獲得勝利。我們又因在沒有機會
陳述自己意見的情況之下，被判以反共產國際的罪名，受到譴責和處罰。這兩種極端不同的
看法，擺在我們面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我們不能發現其中的矛盾麼？這些都是代表
著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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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進而追述國共合作時期的情況，我沒有直指加入國民黨政策的根本錯誤，但認為這是
一無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國民黨在組織上混成一體，相互間的糾紛必然日甚一日。中共
在國民黨內賣氣力、做苦工，且被視為不安份。中共並沒有掌握軍隊，因此也說不上能居於
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武漢反蔣時期，我們一直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所圍攻。中共居於劣勢，只
有退讓，企圖阻止反蔣聯盟的分崩離析，穩定武漢的所謂左派政權。這其中最顯明的事實是
中共實力不夠或者可以說，不自量力，任重道遠的擔子把雄心壯志的中共壓垮了。
當我說到這裡，布哈林打斷我的話，說道：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為甚麼花許多
時間，舊事重提？我停頓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覺得我既沒有直接指斥加入國民黨政策的
根本錯誤，現在也不必直說共產國際的估計錯誤，因而接著表示八七會議的告黨員書，就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