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頁
科糾正六月一日電令的表示，似也是退讓政策的最後限度。中共中央要求黨員切實執行這個
聲明，並勸告工農群眾遵守革命紀律。但這些努力並不能扭轉國共破裂的命運。
汪精衛忙著召集軍政要人們會議商討分共的具體步驟。孫科等人發表言論，逕行攻擊工
農運動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為，似乎工農群眾任何一個改良要求都是不應當的。
武漢政府對於湖南工農被摧殘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權處理外，采不聞不問的態度，並嚴禁
工農的不法行為。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師武漢以後，軍隊將逕行制裁中共和武漢工農團體的聲
浪，也愈唱愈高起來了。
98／185
----------------------- Page 250-----------------------
《我的回憶》第二冊
六月二十八日，漢口漢陽醞釀著另一個馬日事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鮑羅
庭首先指出，現在局勢萬分嚴重，武漢工人糾察隊是自動繳械抑或準備抵抗，必須擇一而行。
而他的意向傾向於自動繳械。蔡和森發言，反對工人自動繳械；認為這不是共產主義者所應
做的。周恩來則認為武漢工人糾察隊的一千多條破舊槍枝值不得過分重視，主張自動繳械。
其他委員也覺得除自動繳械外，別無良策，因而成為定案。
周恩來旋即指導工人糾察隊總隊長陳賡將隊裡的武器繳交漢口衛戍司令李品仙；於是李
品仙的部隊便和平占領了漢口各重要工會的會所。這件事後來中共中央被共產國際斥為“可
恥的機會主義”。其實這是莫斯科代理人鮑羅庭的提議，而他又是根據莫斯科要他儘量應付這
個指示原則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數委員當時對此舉的不滿，雖不若蔡和森那樣憤慨，但
為勢所逼，內心的沉痛則很顯然。
七月初，鮑羅庭又轉告中共中央，謂共產國際要蘇兆征譚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態，退出
國民政府。這似是莫斯科覺得，在武漢政府摧殘工農運動日甚一日的情況下，中共黨員再留
在這樣的政府里，和摧殘者負聯帶的責任，未免太不成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這
個指示；我們大多覺得這樣做，才是差強人意的表現。
至於這兩個人退出政府所應採取的方式，中共中央並未詳加討論；以為退出行為的本身
即足以對國民黨表示抗議。不料譚蘇二人的辭呈在措詞上竟發生了參差。譚是稱病辭職的，
在辭呈並提到“未能納農運於正軌”的話；而蘇兆征則坦率表示是未能為工人謀福利，因而
不願再干。我們當時即覺得譚的措詞未免過於軟弱；後來共產國際也指摘譚沒有完全遵照指
示去做，是機會主義的表現。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⑧，指斥武漢當局。這是中共的退讓政策走到了窮途，
轉而奮起反抗的信號。這個宣言指出：“最近數月來的政局，使中國一切革命人士大為失望
了！……國民黨中央暨國民政府只是服從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動軍官……反對中國人民最大
多數利益與孫中山的根本主義和政策。”因而鄭重聲明中共“永遠為工農兵學小資產階級的廣
大民眾利益而奮鬥，對於國民黨中央現在這種政策絕對不負責任。”
中共發表這個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於共產國際曾責備過譚平山的辭呈未能表達中共
的真正意向；所以發表這一宣言，以資補救。其實，這個宣言所起的實際作用，只是提早了
國共全面破裂的到來。
七月十五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決定，召集中央全會，討論分共，同時通過制裁中共黨員
違反國民黨主義之言論和行動。七月十六日，國民黨中央發表聲明⑨。指六月一日共產國際
的電令“不含對本黨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並謂中共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
日發表的宣言是破壞國民黨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慶齡宣言，反對武漢排斥中共的舉動，
認為違反孫總理的主義與政策，聲明不負聯帶責任；宋的這種表示，對於以後中國政局的發
展，也許不無作用，但當時卻未發生緩和分共的效果。
接著，國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衛揭開了。二十三日，武漢國民黨發表政治委員會之決
議案：（一）凡列名本黨之共產黨員，在本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國民革命軍有職務者，應自
即日起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二）在國民革命時期以內，共產黨員不得有妨
礙國民革命之活動，並不得以本黨名義作共產黨之工作；（三）本黨黨員未經本黨中央許可，
不得加入他黨，違反者以叛黨論。二十四日，汪精衛復電馮玉祥，大意是“中共與鮑羅庭已
加處置，願意遷都南京實行寧漢合一。”
這一連串的事實，是以鄭州會議為發展的關鍵，國共關係趨於全面破裂的主要經過，也
是汪精衛投靠蔣介石，武漢左派政權喪失其存在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