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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里又餓又冷，不但食品衣服拿不進，連望望都不准！但是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呀！（四）最
近工部局越界築路，侵占我國土地；又要實行甚麼印刷附律、碼頭捐，處處壓迫我們！鴉片
之毒，人人皆知；但鴉片大本營，是在租界（尤其是法租界！），這樣的壓迫，是要壓死人的！
我們起來同他們爭生路呀！大家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的槍聲，便使反帝怒火，與帝國主義的高壓政策正式接觸了。這
天，上海學生又分途在租界作街頭講演，巡捕仍照舊制止。下午三時許，一個外國巡捕抓住
兩名講演的學生，向老閘捕房行進。跟在後面的有手執小紙旗的講演學生兩百餘人和無數看
熱鬧的群眾。當這一群人擠到老閘捕房門口時，即遭受巡捕們的排槍射擊；死者十一人，傷
者四十餘人。這一慘劇在日益覺醒的中國人們的心靈上，無異是火上加油；它對中國反帝運
動的發展以及後來中國歷史的演進，皆具有重大的影響。
五卅之夜八時左右，陳獨秀先生和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惲代英、王一飛、羅覺等
人先後來到我的寓所。他們原不知道我已返滬，只約定假我的住所商討應付南京路慘案的辦
法。時機急迫，我們不及多所寒暄，即在我的臥室內舉行緊急會議。首先由各人報告其工作
有關方面的情況。負責工運的李立三和劉少奇說，各工廠區都已騷動起來了；工人們要求總
罷工。惲代英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青年部秘書，剛從環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辦事處來，他敘
述國民黨人都非常憤慨，大家在商討對策，有人甚至捶胸痛哭。中共上海區委會負責人王一
飛、羅覺等則說明各學校各民眾團體紛紛集議，氣勢高昂。我從這些報告中，覺得整個上海
都在沸騰了。
會議迅速決定，首先發動反抗外力壓迫的罷市、罷工、罷課運動。接著，我們擬定要求
條件的大綱，主要內容是：租界當局須承認此次屠殺的罪行，並負責善後；租界統治權應移
交上海市民，廢除不平等條約，如在華的領事裁判權等；並提出撤退駐華外國軍隊等要求。
我們進而討論如何實現這些要求的具體辦法和組成領導這一運動的中心機構。我們估計
一般大商人的態度可能不夠堅定，主張運用民眾力量，促使上海總商會採取一致行動。我們
決定立即組織上海總工會，並由上海總工會、全國學生總會和上海學生聯合會、上海總商會
和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共同組織一個工商學聯合會，為這一運動的領導中心。
我們又討論到這次運動是反帝性質的，不應使一般市民感覺不便，更不應使中國人因而
受到經濟上的損失。罷市的目的主要是斷絕在滬外國人供應，應儘量減輕對中國商人所造成
的不利，而對一般市民照常供應。罷工不宜波及華資工廠、公用事業如電燈、自來水等關係
市民生活者，應暫緩罷工等等。
我們深知這些決定的實現，不過是消極性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鑑於民眾還沒有武力作
後盾，北京政府更不可能與民眾站在一條戰線上，因而我們認為在這一運動中，應避免殺害
外國人的群眾性的騷動發生，以免外人以此為藉口，實施武力鎮壓。
這些方針與辦法決定後，與會者即分別擔任各項具體工作。我首先表示，明天一清早，
我願到那即將成立的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去坐鎮、珍理有關成立這個機構的事務。當時
同志中即有人稱許我：“那好極了；你帶病出馬，難得難得！”分工的結果，是由陳獨秀先生
居中指揮，李立三代表上海總工會負責對外活動，特別是去聯絡商界，以達成一致行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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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的；其餘各人都就原來工作崗位，展開對國民黨和各民眾團體中的活動；以期所有決定能夠
全盤實現。
這個會議不過兩個鐘頭，就解決了所有的重要問題。會後，同志們都連夜分途展開活動，
各項決定因之一一實現。這次會議進行的緊張和順行，以及同志們情緒的熱烈，確是前此所
罕見的。也許有人只知道五卅運動的藍圖，是中共所預擬的，但我卻認為民族主義的影響，
即對中共本身說來，也是超過一切的。而在我的親身經歷中，五卅運動的民族情緒，其感人
之深，尤勝於當年的五四運動。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和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秘書張學琅到達閘北天通庵路一所一
樓一底的房子—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這所簡陋的房子，是剛租妥的，還沒有任何設備布
置。張學琅去張羅了一張粗糙的木桌子、一張椅子和幾張長凳，並將他帶來的文具和簿冊擺
在桌上。他用一張大白紙，寫上“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幾個大字，貼在大門口，我則坐
在那張唯一的椅子上，閱讀今早出版的報紙。這些報紙都登載了上海總工會的啟事，要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