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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任中共宣傳部部長的凱豐，召集一些秘密會議，每次參加會議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
是經過事先選擇，必須不是親張國燾的人，而且希望參加者都能成為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
身材矮小的凱豐，是著名的米夫黨徒，無論做事或寫作，都顯得極為低能，卻自詡為黨內鬥
爭專家。確實，他背誦幾句教條，撲擊他所要鬥爭的目標時，往往失去理智。在這種鬥爭張
國燾的秘密小組會上，他往往高聲狂叫，從頭至尾數說張國燾的罪惡，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
一些事實證據出來。也有參加過這些會議的同志，講經過約略告訴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
凱豐之所為。
抗日軍政大學被選定為鬥爭張國燾的中心，事先經過縝密的布置，將其他各班與紅軍干
部班分別隔離，以免紅軍內部情況，為外來的人所知。學校中的武器，掃數被收藏起來，以
免在鬥爭中，發生動武事件。紅軍幹部班的各個單位，都事先布置了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
張聞天、凱豐，這兩個鬥爭專家，為這次鬥爭的指導者，抗日軍政大學的副校長羅瑞卿，政
治部主任莫文驊，則是實際指揮人。毛澤東並沒有親自出馬參加鬥爭大會，但他是幕後的舵
手。林彪也擺出他那校長的姿態，表現置身事外的樣子，不公開捲入鬥爭漩渦。其他中共要
人們，則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鬥爭開始的時候，有些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來到我的住處，其中有人就說，這種斗
爭根本不對，也有的說，四方面軍的幹部也有錯處，強調學習的重要。我則告以這樣的鬥爭，
實在不必重視。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應系本於原則的政治鬥爭，絕不可以毫無原則地作人
身攻擊和侮辱毀謗的勾當，現在他們搞的鬥爭，內容並不純正。潔身自好的同志們，切不可
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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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也向來訪問我的同志們說，現在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往往超越軌道，雖有充足的理
由，也不宜獲得人們的諒解。譬如我本人現在處境極不利，其基本原因，是黨內鬥爭並不是
以真理為依據，而是隨鬥爭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轉移。在毛兒蓋的時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評當
時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可是現在形勢不同，毛澤東等首先接通了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執
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上，又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盟，經過西安事變，可望與國民黨和
解。這些成就，改變了我反對毛澤東的意向。何況，西路軍有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敗，我正引
咎自責，無意於他人辯論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專心學習，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再
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許就因為我這些勸告，原一方面軍中少數支持過我的幹部，如李卓如、何長工等，以
及四方面軍絕大多數幹部，都採取了忍讓的態度。即是表示擁護中共中央，誠意檢討過去工
作中犯過的錯誤，不再說批評中共中央的話。但是鬥爭的進行，實在太離譜了，不僅這些干
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和侮辱，而且發生了不應有的事故，這些事情，下文我還要略略說到。
那些鬥爭專家們，一開始就煞費苦心的搜集關於張國燾“罪證”的資料，他們積極的廣
泛進行，但結果當然不免失望。張聞天、凱豐等向他們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夠找到張國燾反
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罪證”。當時曾有人質問他們，這些是屬
於中共中央內部的事，可否請張聞天等指示一點經過。這一問可窘住了張聞天，他只得說，
他所要知道的是在這兩個問題上，張國燾私下向同志們說過些甚麼話？最好能找到他親筆寫
的片紙隻字。這種先作結論，再找證據的做法，實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們忙亂了一陣，所找到的所謂證據，多是有利於我，而不利於他們自己。當中還發生
了一些小小的笑話。譬如有一位同志報告說：張某人在西康的時候，接到由陝北用電報發出
的“中共告國民黨人書”，張某曾當著部分同志面前，譏笑這篇文章是套用韓愈祭鱷魚文的老
調，足證張某人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毛當場承認確是套用
韓愈，張某人說的話並不錯，懷疑的人倒是不夠程度了。
在這件事搞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據說還是毛澤東自己出來收的場。毛澤東曾對他們說，
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張國燾和陝北中央委員一樣，完全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現在如何能夠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對他們指出，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
解決，這個問題更不就不能拿出來討論，不能公開去說的。於是毛便譏笑那些鬥爭專家，不
要自討苦吃，還是在別的問題上去找鬥爭的“罪證”吧。
張國燾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四方面軍的領導破產，反黨反中央等等，在鬥爭專家們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