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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為病魔所侵襲，致令他北上雄圖歸於泡影。在孫先生病危時期，國民黨陷入苦難之中；
幸賴高級人物—包括共產主義者在內—極力維持團結；同時廣東方面又獲得第一次東征的軍
事勝利，廣州政府地位得以穩固；這樣，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國民黨發生根本的震盪。
在孫先生到達天津以前，北京的臨時政府就已經組織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
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臨時執政府執政。段祺瑞這個北洋軍閥的元老，原已無力左右北京
政局，在這次反直戰爭中，他的嫡系盧永祥又因戰敗而失去浙江地盤；所以他這次的出山，
其實是在張作霖、馮玉祥兩大軍事首腦鑑於時局的需要而捧出來的。
段氏上台以後，表示外崇國信，尊重對外條約，以期獲得外交團的承認；同時主張召集
善後會議，並於十二月二日制訂以軍閥官僚為主體的善後會議條例。這與孫中山北上宣言中
所主張召集的以人民團體代表為主體的國民會議，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精神背道而馳。因
此，孫中山先生到達天津之後，就與段執政發生了歧見和爭執。
孫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適。當時北京革命圈子內盛傳他不過是患著輕微的感冒，也許
是政治病。因為與他有過同盟關係的段執政，不徵求他的同意，完全從相反的方面，逕將一
切國是按己意安排，使孫先生沒有置詠的餘地，所以索性稱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為摧毀了三角聯盟，也使國民黨內部趨於團結；中共的黨員們至此也相
信孫段之間是不能妥協的；黨政要人們多僕僕於京津道上，商討時局對策，並組織民眾團體
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問孫先生，表示支持，從而打擊段祺瑞的氣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領了一個數約十人的鐵路工會的代表團到天津去探視孫先生。那時，
孫先生已臥床不起，由他的秘書汪精衛接見。見面後，首由鐵路工會領袖鄧培、孫雲鵬表示
慰問，並聲明鐵路工人一致支持孫先生的主張，汪精衛當即代表孫先生表示謝意，並說一俠
孫先生病癒，將約期親自接見。
接著，汪精衛向我暗示，孫先生的病況，比外間所知的要嚴重得多，他又問我：“你看
孫先生抱病進京好，還是趁早離津南下，擇地就醫好呢？”我答以這要取決於孫先生的病狀
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說：“段執政是不尊重孫先生主張的；張作霖又要求孫先生放棄聯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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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政策以敷衍東交民巷；馮玉祥又因實力不足，表示消極；在這種局面下，孫先生到北京去，
又能有甚麼作為呢？”我答覆他的大意是：孫先生如果南下就醫，可能會給人以在政治上退
卻的錯覺？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醫的話，在政治上有多種積極的意義，最少是能將北方民眾都團
結在孫先生的旗幟之下。汪答應將我的意思轉告孫先生。
孫中山先生應否抱病進京，確是當時議論紛紜的事；那時也尚無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
瘤絕症。一般國民黨要人都從赴北京可能獲得的醫療條件和政治需要來研究這個問題，結果
多數主張他到北京去。孫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孫先生在民眾盛
大歡迎之下，抱病到達北京。
孫先生到北京以後，已不能接見賓客和處理事務；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國民黨中央
執監委員組織一個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據汪精衛宣布，這個政治會議是臨時性質的，
代替孫先生在醫病期內處理一切政治事務。其名單以汪精衛為首，包括李石曾、吳稚暉、於
右任、丁維汾、王法勤、李大釗和我等十餘人（後來陸續增加了幾個到北京來的國民黨中央
執監委員）。
這個政治會議每星期並會兩次，此外還有臨時會議。參加者都懷著沉重的心情，按時到
會。會議主席系臨時推定，也沒有設立秘書機構。不過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衛為會議的中心；
因為他是這會議與孫先生之間的唯一聯絡人物。可是他卻百般謙讓，不肯負起領導這個會議
的責任。
每次開會的時候，都首先由汪精衛詳細報告孫先生的病況，有時報告一些從廣東等地來
的消息，此外就是到會者的個別報告。會議並無一定的議程，也很少事先有準備的提案；這
使參加者覺得會議缺乏組織，應該加以改善。不少參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要求汪精衛
擔任這會議的臨時主席，並將會議好好組織起來。但汪總是不說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託一
番。
有人指出，汪精衛所以不願負起責任，是因為廣州還有一個常設的政治會議，由胡漢民
代理孫先生任主席。孫先生雖在北京，但國民黨中央機構卻在廣州。北京的政治會議只是臨
時性質，不好撇開廣州處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