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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一底的房子—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這所簡陋的房子,是剛租妥的,還沒有任何設備布
置。張學琅去張羅了一張粗糙的木桌子、一張椅子和幾張長凳,並將他帶來的文具和簿冊擺
在桌上。他用一張大白紙,寫上“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幾個大字,貼在大門口,我則坐
在那張唯一的椅子上,閱讀今早出版的報紙。這些報紙都登載了上海總工會的啟事,要各工
會派代表到我們這個臨時辦事處來登記。各報所發表的評論和記載,字裡行間都表示出反對
外人壓迫的強烈意向。
十時左右,各工會和各工廠的代表,紛紛來到這裡登記了。他們所登記的內容,除工會
的組織情形外,主要是填明“已否罷工”和“能否罷工”兩項。全部登記表在上述項目上都
是肯定的:不是說已經罷工,就是說可以立即罷工。約莫三個鐘頭之內,來辦理登記的和接
洽事務的超過百人。其中只有少數人是認識我的;有些認識我,而我卻記不起他們的姓名;
多數則從來未見過面。有些新來的工會代表,目擊這個空無所有的會所,似乎有些懷疑;在
那裡自言自語:“全上海的總工會,那能是這個樣子?”有些知道內情的老資格的工會代表卻
自告奮勇的解釋:“這不過是臨時辦事處。”他們並為我介紹,說我是有名的張特立,老底子
是北成都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頭腦,現在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主任等等。他們並進而說
明:“總工會眾多的職員都到各工廠去活動去了;他自己帶病坐鎮在這裡,不怕巡警的干涉,
那能還有甚麼閒話可說哩!”
我們這個小小的房間,擠滿了憤慨萬分的人群,帶來發自上海每個角落的一致罷工的呼
聲。有的說:有了上海總工會,一切就好辦了。有的說:少這裡沒有凳子坐,站也可以,席
地而坐也可以。有的還自告奮勇為總工會做事,或要求留下來擔任保衛總工會的責任。
除工人代表外,來到這個辦事處的還有十幾個市民,是帶著錢來捐給總工會的。我告訴
他們:今天還沒有管錢的人,要他們明天再捐。其中有兩個送捐款的人是我認識的,他們一
定要我先收下來;情緒之熱烈真是動人,我只好寫了臨時收據,收下他們送來的二百多塊錢
的捐款。
正午以後,工人代表們大概看見我仍帶病容,多勸我先回去休息;一切事情暫時交由他
們照料。我也要求他們多數仍回到各工會去進行原任的工作,只要少數人留在這裡,協助張
學琅繼續辦理登記。我還要他們去選租房子,作為總工會新會址,並進行布置和登報通告等
工作,以便明早能夠舉行上海總工會正式成立的典禮。
這天下午,在我看過醫生和略事休息之後,陳獨秀先生暨李立三等人陸續來到我的住所,
交談情況。本日大致的情形是這樣:最大多數的外資工廠都能按計劃實行罷工;各學校大致
也都罷課了;各馬路商界聯合會贊成罷市,並在開始實行之中。下午二時左右,大批學生、
工人和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的代表們涌到天后官上海總商會,要求它一致行動。最初總商會負
責人還有一些猶疑和推誘,但在群情激昂之下,上海總商會副會長方椒伯終於簽字贊成罷市。
工商學聯合會的機構也已經過三方面的會商,決定組織了。上海總商會雖贊成這種組織,但
它不願加入,以保留它將來可以出面斡旋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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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為此,我們昨晚的決定,大體可算一一實現了。同志們為了讓我能夠多休息一會,就在
黃昏時離去,另擇他處再行會談。我得到一夜的休息,病體也就開始康復了。
六月一日上午八時左右,我到達閘北寶山路順泰里二號,那是昨天下午剛租好急促布置
起來的上海總工會的新會址。這是一座三層洋房,每層有兩個正房和一個大廳;用作辦公是
頗適宜的。當時已到了一百多名工人代表,眾人在樓下的大廳里,還不嫌十分擁擠。我在全
屋上下巡視了一番;所有布置,尚稱齊全,足證昨天負責布置這所房子的十多個工人代表,
花了不少的時間和心力。我決定將樓下一層作為開會和會客之用;總辦公處設在二樓;財務
則在三樓處理。
我於是召集群眾在那裡的工人們舉行成立會。我以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主任的名義,
宣告上海總工會的成立。在一片“慶祝總工會成立”、“擁護上海總工會”、“爭取罷工勝利”
和“為死難烈士復仇”的呼聲中,我們掛起了新制的“上海總工會”的大招牌;升起了上書
這五個大紅字的會旗。所有留在總工會辦事的工人們,立即依照自願的原則,分總務、交際、
會計和糾察四部分辦公。從此,這裡便是上海罷工運動的領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