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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鮑羅庭的個性很強，他在廣州時，遇事不與廣東區委商量，獨斷獨行。他到漢口來後，
態度總算客氣了一些。他把握著最高的決策，很少遷就我們的意見；至多也只是禮貌上徵求
我們的同意而已。但他對湖北區委所領導的工農運動，卻沒有妄加干涉。他之所以如此，也
許是他只長於運用策略，其他則似非他之所長。而且事實上武漢的情況也不是他這個初來者
一時所能了解清楚的。
在鮑羅庭的政策之下，武漢局勢將有重大的變化，這是很顯然的。我只有將這些實況，
報告中共中央，請求鄭重考慮，以期步調能夠一致。我說明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要求中央
速來武漢。但中共中央在反蔣可能發生的後果上，似未予以充分的注意。它所給予我的指示，
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見，只是贊成而已。可是後來，中共中央在上海所做的，顯然又與武
漢方面的步調。並不完全一致。
聯席會議在成立之初，主要任務是籌備在武漢建都事宜，並非以反蔣為重點。不過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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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多少少有以中樞自居的傾向，因為聯席會議的委員們，覺得在遷都的過程中，不能使中樞的
職權一時中斷，應把握時機，於籌備建都的任務之外，暫行負擔起中樞的臨時責任。但在蔣
氏看來，這無異是與他的權力對抗。
徐謙被選為聯席會議的主席。他是個基督徒，以能代表馮玉祥的身份而當選為國民黨政
府委員。他與國民黨並無深厚淵源。他是一位熱情的演說家，似不是一位特出的政治家。聯
席會議的工作最初表現得茫無頭緒，委員們大多忙於參加會議，發表動人的演說。
委員們的許多演說，大都說明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意義，要求人們擁護國民黨中央的領
導。在這種氣氛之下，黨部和民眾團體方面根據十月間國民黨中央和各省市黨部代表在廣州
舉行的聯席會議的決議，進而提出了“歡迎汪精衛回國”、“要求汪蔣合作”、“提高黨權”等
口號。這些聲浪意在對蔣氏過份龐大的權力，稍予抑壓，但在蔣氏看來，迎汪回國復職，就
無異是直接反對他。
鄧演達在武漢行使總司令職權，採取了擁護聯席會議的態度。他是總司令武漢行營的主
任，原應奉蔣氏之命行事，但他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並非蔣氏所能完全支配。他和譚延闓
一樣，認為國民黨革命不能是軍人所唱的獨腳戲。也許他對蔣氏已往的一些命令，有過一些
反感。他尊重聯席會議的決議；於是，總政治部所做的一些宣傳工作，有了一些改變，如“擁
護蔣總司令”的口號已改為“擁護中央的領導”。因此，蔣氏的怒火，首先指向鄧演達所主持
的總政治部，開始指摘總政治部的宣傳不當。
鮑羅庭所曾向我表示的反蔣意向，那時似還未對外公開出來。他在忙著協助聯席會議建
立政治秩序和政治權威。他所最注意的是外交和財政等類問題，而且負財政責任的宋子文，
和負外交責任的陳友仁又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們之間可以無所不談。財政混亂狀況的解除和
外交困難的應付，確也是聯席會議急待解決的問題，鮑羅庭從這些工作下手，意在使聯席會
議有積極的表現，俾能提高其職權；事實上也就是削減總司令的權力。
收回漢口英租界一幕，是聯席會議第一次遇到的嚴重考驗。國民政府的對英外交，原是
最為棘手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曾發生英艦炮擊萬縣，死傷以千計的中國人的事件，激起
武漢方面的反英情緒。英國的政策一向是反對國民政府的，而國民革命的反帝運動也就是以
英國為主要對象。“外國人有好有壞，蘇俄最好，德國次之，英國最可惡”這句話，成了當時
武漢人們的口頭禪；在“集中目標反英”的口號之下，連反日情緒也顯得鬆懈了，武漢方面
就沒有發生過抵制日貨的運動。
十二月二十六日，漢口曾舉行反英市民大會。此次大會是因天津上海兩地的英租界發生
壓迫國民黨的事件所引起。天津英租界當局曾封閉那裡的國民黨市黨部，逮捕了國民黨員十
七人，轉交給張作霖，其中七人並為張作霖槍斃了。上海英租界當局又封閉了《民國日報》
—國民黨機關報。此外，總稅務司英人安格侖借款給張作霖作對付北伐軍之用的消息，正在
盛傳著。因此，那次武漢市民大會曾通過反英決議和反英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最初的三天，武漢舉行慶祝國民政府北遷和北伐勝利的大會。武漢市到
處都有宣傳隊在活動，反英宣傳也是其中之一種。三日下午左右，總政治部所轄中央軍事政
治學校武漢分校的宣傳隊，在江漢關附近，毗連英租界的廣場上，集合了不少的民眾，舉行
講演會。駐紮滙豐銀行的英水兵出動干涉，死傷民眾多人。這事件立即震動了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