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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沒有堅持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軍事占領的武漢初期，一切重要事項的處理，我們各方面的負責人曾廣泛利用協商的
方式，尋求協調；大體做到了減輕內部矛盾，為北伐鋪設前進的基地。當時，革命方面的最
高機構，沒有一個是在武漢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仍在廣州；總司令部設在江西境
內；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戰爭狀況之下，贛粵滬漢間的聯繫相當困難。因此，武漢的人們
曾以武漢地理位置為理由，要求國民政府從速遷來，以期作直接之領導。這一遷都問題和我
在上面所說到的種種情況，都為“武漢時期”的後來發展，埋下了伏線。
①唐生智的這一主張，且曾提出於七月二十四日在長沙舉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軍將領會議，獲得通過。
②獨立團的輝煌戰績，後來周士第所作《回憶葉挺同志》一文，有較詳確的描述；周文見華應申編《中
國共產黨烈士傳》第一七五頁至第一八二頁—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這個聯席會議舉行的期間是自該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④關於處置郭聘帛的問題，總政治部內部就曾發生過爭執，詳見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頁至第
三九二頁—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⑤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也說：“……為時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
組織者，遂由十萬增至三十萬……”（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編輯出版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的工人運動》第四百頁）。這裡所謂“為時不及三月”，即指一九二六年雙十節前至該年年底而言。
⑥自革命軍占領武漢到這年年底止，武漢各工廠罷工次數甚多，其中重要的罷工而有記載可考者，即達
三十六次之多（見陳達著《中國勞工問題》，第二一九頁。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八年初版）。
⑦這是根據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經濟鬥爭決議案》（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的工人運動》第四一六頁）所規定的。
⑧武漢總商會曾因此於十二月三日舉行大會，議決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費之增高而要求加資，實出於
理所當然；但提出不正當之要求而罷工者，則實不能予以贊成。且如加資問題，勞工者與資本家可以直接交
涉，無受第三者干涉之必要。二、最近糾察隊之橫暴已達極點，此種暴行宜從嚴禁止。三、政務委員會對於
此二事究有何辦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無善後辦法，商界將罷市以自衛（見陳達著前書第二二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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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⑨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四二四頁。
⑩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罷工告民眾書里，就曾提出“一切權力歸市民代表大會”
的主張期（見《嚮導》周報第一八九期）。
⑾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三六四頁。
第二章鮑羅庭到達武漢以後
武漢的反蔣運動，是鮑羅庭到達武漢以後才開始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鮑羅庭不滿
蔣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後的種種安排，但他大體上對蔣還表示容忍讓步，以彌補國共之間幾瀕
破裂的關係。但一到十月間，在廣州舉行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各省市黨部代表聯席會議之時，
反蔣的鋒芒開始顯露出來，這似乎得到鮑羅庭的支持。等到鮑羅庭到達武漢以底認為反蔣時
機業已成熟，不再隱藏他的反蔣決心了。這一反蔣運動，自然是以各方反蔣的傾向為基礎而
決定的，由限制和削減蔣氏權力開始，進到武漢政府與蔣氏正式對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鮑羅庭偕同宋慶齡、徐謙、孫科、宋子文、陳友仁等，以
國民黨中央暨國民黨政府代表團的名義，到達了武漢，籌備遷都事宜。國府主席譚延闓等則
正率領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全體人員隨後遷來武漢。
當我到漢口舊德租界一所精緻的洋房，去訪問鮑羅庭時，他正在客廳接見賓客，我便在
他的辦公室內先與隨同他一道來的張太雷同志晤談。張太雷首先向我說：“鮑羅庭真有幾手，
一席話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著說明，鮑羅庭在下船後，即偕同歡迎他們的唐生智，同車
馳至唐的總指揮部。他們開始談話，由他從旁任翻譯。鮑羅庭劈頭便向唐生智說：“誰能忠實
履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就能成為中國最偉大的人物。”唐生智聽了這句話，似乎喜出望外，
將身體扭動了幾下，欣然回答道：“我願意這樣做。”鮑羅庭接著說了一些如何忠實履行孫中
山先生主張的話，不著痕跡的將他已不信任蔣，轉而將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來。唐生智因而
向鮑羅庭懇切表示：“一切願聽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