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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會的代表多半並非經過選舉而產生，而是由各級蘇維埃政府民眾團體和紅軍各單位攤派出
來。大會的任務偏重於一些緊急動員的工作，如強化蘇維埃各級組織，重分土地，解決糧食
困難，推行財政經濟政策等。
在這次大會上，一般代表最注意的是糧食問題。不少代表批評已往向農民借貸糧食的辦
法不妥當。他們根據事實指出借貸糧食的混亂情形。有些熱心革命的農戶，糧食被借出去了，
先陷於飢餓的困境，得不到償還，而且因此也減低了一般農民的革命熱情和生產情緒。黨和
蘇維埃的負責人，都在大會上承認了這是一個重大的過失。我們也指出過去在這裡所實施過
的徵發糧食辦法固然要不得，後來改採的借貸糧食辦法，也是要不得。這都是立三路線的遺
毒，今後要改採徵收累進農業稅的辦法。
當年十一月七日，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又在新集舉行，這算是一次正式的大會，共到
工農兵代表三百九十七人，是由蘇區內一百七十萬工農兵選民選舉出來的。這個區域周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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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工農團體也派有約二百名代表前來觀禮。這次大會的作用，算是完成了鄂豫皖區蘇維埃政權
的奠基工作。
大會發布了正式宣言，闡述這個政府的任務，制定了臨時組織大綱③；根據組織大綱，
選出人民委員會的負責人及其所屬的個委員會的負責人。農民出身的高敬亭被選為蘇維埃政
府的主席，原任主席的王平章當選為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人民委員會之下，設有外交、軍事、
交通、財政、經濟、內務、土地、糧食、文化教育、勞工、革命法庭、政治保衛局、工農監
察委員會等十二個機構。各縣鄉的蘇維埃組織，則較為簡單；通常一個縣蘇維埃，設有經常
性質的土地財政經濟和軍區指揮部等重要機構，其餘則按需要設置。
這個區域的蘇維埃政府只是一個升級的地方政府，當然不發生根本法的制訂問題。這個
政府所設計的是區域性的政策和實施的條例的制訂問題。許多重要的條例，如農業商業稅務
等條例，土地分配的條例，軍區制的條例，審判制度等，都是由這次大會制定的。
概括地說，使蘇維埃政權規模具備，政令推行無阻，是我們那時努力的中心。我們要求
軍隊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職權，如果人們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擺脫軍閥土匪的惡習。
紅軍高級將領，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規，他們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樣的。紀律
對於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黨的共同意志可以領導蘇維埃政府，但黨也不能因此輕視蘇維埃
政府的職權，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據黨的決議頒行。
我對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實際體驗愈多，愈是為它的前途擔憂。我覺得這個政
權的能夠存在，是以國民黨政權的不統一、混亂和殘酷的統治為其主要的憑藉。這個政權的
發展前途也是受著限制的。中共組織力量的薄弱，紅軍因缺乏補給而不易迅速壯大，土地革
命不易衝破赤白區的對立而泛濫到更廣大的區域去蘇區面臨的眾多困難，也需要長期的努力，
才能克服。加之敵人的勢力遠較我們為優厚，我們一時無法瓦解它。
我覺得中共的土地政綱，有其根本的缺點，既不易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鬥爭，而且偏於
對內。經由游擊戰爭發展紅軍的方針，也為各種條件所限制，難有速效。蘇維埃政權的基礎
更是歸於窄隘。這個政權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為廣大的工農群眾所了解和
同情，對於全國各地知識分子和一般小資產階級，也缺乏號召的力量。對於以城市為中心的
反帝國主義運動，更無法建立適當的聯繫。特別在當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東三省的事實
為我們所知悉之後，我更認為中共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遠離了反帝國主義的路線。中共第六
次代表大會規定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是兩個並重的主要任務，但蘇維埃政權卻偏到土地革
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史達林的沒有遠見，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會中重視反帝國主
義以及不抹煞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等主張，若拿現在的事實來證明，就更為正確了。
我設想如果蘇維埃政府能改名為“人民政府”，也許可以開闢出更有希望的途徑。我所假
象的人民政府仍應由中共領導，以工農勢力為骨幹；但它的政綱尺度則不妨放寬些，以便號
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來與我們合作。如果我們孤立於反日本侵略之
外，反會被人民視為不顧國家前途，專以土地革命來損害民族的命運。我曾不只一次向我的
同僚們提起過這種意見，我在下文中還要說到這一點。但我自己無法作這種根本改變。蘇維
埃運動這個根本計劃是從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屢次肯定了的，而且已在各處實行，鄂豫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