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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反對瞿秋白的暴動政策，與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認為這種兒戲暴動的行為，不合於
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也違反列寧關於暴動的遺訓；而且事實上每次暴動都遭受嚴重的失敗。
他曾屢次向中央進言，改變暴動政策⑾，但無效果。現在，他極願與我共同糾正瞿秋白中央
的錯誤。
我則指出我們以往一切對中央的勸告，都被當作機會主義的見解，遭受拒絕了。我慎重
建議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拋棄以往糾紛以及開展以後的光輝前途，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
黨；這個黨仍以原有的同志為基礎，擴大其政綱要點仍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動，是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為護符的；羅明
那滋等共產國際代表，不懂中國情況，任意胡鬧，是禍害的根源。如果命名為“工農黨”的
新組織，不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而只是國際主義下的友黨，一切取決於黨內多數，也許可
以減少一些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進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陳先生對我的建議大感興趣，認為是合情合理的改變黨內現狀的要圖，但他似在遭受這
許多打擊之後，已無足夠的勇氣來負擔這個艱巨任務，因而他提出了實行起來會遭遇許多困
難的話。首先是共產國際不會平心靜氣的考慮這個建議，反會予我們以無情的打擊。同時西
歐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不重視東方問題，自不會予我們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內部
狀況來說，即使多數同志同意我們的見解，經費問題也是難於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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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機構因羅覺的被捕，陷於混亂的時候，陳先生向我表示：現在看來
中央機構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組織又大多損毀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動，
事實上已無力再盲動了。組織工農黨的事可以暫時擱置一下，作為我們的最後步驟。現在或
許有旁的辦法來改變這個現狀。這樣，我曾向瞿秋白提過一次的另組工農黨的事，就因陳先
生的慎重，而作罷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軍藉口護僑，屠殺濟南民眾數千人並慘殺外交特派員蔡公時慘
案發生，這又激起了全國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對此態度冷淡，認為中共的任務是實行暴
動，反對南京的國民黨政權。日軍的行動似只是打擊國民黨的，如果中共捲入這個反日運動
中去，無異是幫了蔣介石的忙。這種荒謬的看法，曾使我們為之大嘩。我和陳先生主張應積
極領導這個反日運動，既可暴露蔣介石對外的妥協面目，更可以爭取群眾，如果我們不參加
這種反帝運動，簡直是罪惡。在這個問題上，上海的多數同志，在項英的影響之下（羅覺被
捕後，項英接任上海區委書記），支持我們的見解。
五月中旬，鄧中夏來看我，告訴我現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於六月間在莫斯
科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檢討中央現行政策，並謀求黨內團結。我和陳獨秀、蔡和森、羅章
龍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產國際直接邀請出席，中央特要他來正式通知我。如果我決定去，
現在就要辦理旅行手續了。鄧中夏那時也不滿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過不如我們的激烈，
他也知道黨內危機是很嚴重的，因此，他向我懇切的說到他不願見黨的分裂，勸我接受這個
邀請。
接著，項英也來看我，告訴我黨內的一些近況。他說到羅明那滋和魯易門早已被調回莫
斯科去了，據說曾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共產國際最近有指示給中共中央，不贊成隨便暴動。
我們的反對意見，也陸續由中央報告到共產國際去了。共產國際以鑑於黨內危機嚴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請我們五人去出席大會。他認為中共的命運可能因此而獲得轉機，反
對中央的直接行動，似已無必要了。
蔡和森、羅章龍這些同志，我已好久沒見著了，也不知道他們的地址和近況；所以我只
有去找陳先生商談應否接受邀請的問題。陳先生主張我們四個人應前往參加，他自己則不願
出席。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顯明的盲動錯誤，我們如果不去出席，只提
出書面意見或表示不合作的態度，都是不妥當的。
我和項英曾先後勸陳先生一同應邀前往，我甚至說：如果不去，你與共產國際及中央間
的關係的破裂，只是時間問題。他回答：八七會議的決議對他批評如此嚴厲，足證共產國際
早有犧牲他的決心；他的處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難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絕不出席第六次大
會，以往他常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後還可多做一些，再不願參加中共的領導工作；
不為自己辯護，也不出面批評別人。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他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