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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們指示湖南的同志們應嚴加戒備，儘量使那裡的工會不遭受到同樣的摧殘。除此以
外，其他各地都只有從事於秘密工會的組織。
因此，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現在應當加強上海、廣州等處的工作，如
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於遭受軍閥們的暗算。我們決定中央機構立即秘密搬回上海，以
便加強南方工作的領導，進一步實現國共兩黨的合作。
當中共中央根據我所作的二七罷工的報告，研討領導方面的得失時，陳獨秀先生於痛惜
這次失敗之餘，在發言中曾表示這樣的疑問：我們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這次的屠殺？馬林卻
表示完全支持我在這次罷工中的領導，他認為這次爭取自由的罷工是無法抑制，而且是應當
積極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殺之後，實行迅速退卻，也是應當採取的正確步驟。就在馬林這
種稱許之下，中共中央判定我的領導是適當的。
馬林還進而提議，在中共中央搬往上海去作重新秘密布置的同時，應派我去莫斯科報告
二七罷工的經過。他認為：中共已迅速長成起來了，它能將大量的工人組織在工會裡，能發
動爭取自由的罷工，又能作適當的退卻，避免了更大的損失。凡此都證明中共的領導日趨成
熟，中國工人運動有很大的前途。這些實情，應讓共產國際了解。馬林這個提議為中共中央
所接受了。
在舊曆年剛過不幾天（約在二月二十日），我冒著嚴冬的風雪，從滿洲里的舊路，很順
利的再度越過了蘇俄的邊境。這正是蘇俄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之下飛進行恢復經濟秩序而獲得
一些成績的時候。列寧曾很興奮的向共產國際提出報告，說明蘇俄通貨膨脹已成過去，現在
政府已積有二百萬盧布的儲備金。我經過西伯利亞時所目擊的情形，也證明比前大有改進，
火車已能準時開行；物質雖仍感缺乏，但物價大體已告穩定；生產也正在恢復之中。
我到達莫斯科後，向共產國際東方部長沙發洛夫、遠東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職工國
際的主席羅卓夫斯基等人報告二七罷工的實況。但我的報告似並未如馬林所預料的受到應有
的重視。失敗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們的興奮，本是人之常情；這在共產國際也不能例外。不
久以前，陳獨秀先生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時，也未能引起共產國際的重視，這與陳獨秀
先生講話愛老老實實，不願誇張一點似有關係。我的講話也與陳先生有同樣的格調，不願就
此後發展的遠景作過分樂觀的描述。何況共產國際那時並無人預料到中國革命大規模的發展
就會在最近的將來降臨。一般人只不過想到中共是在那裡切實工作，已在鬥爭中有所表現而
已。
而且當時共產國際正為別的更重要的問題在忙碌著。我到莫斯科後的幾天，共產國際即
舉行擴大會議，主要議程是西歐工人運動的統一戰線和蘇俄問題。由於西歐工人多數是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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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會民主黨影響之下，共產國際所提倡的與社會民主黨工人建立所謂“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
並未收到預期的成效。因此這個問題討論起來是很熱烈的；並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所謂蘇
俄問題，是因當時聯共黨內有三十二個高級負責人所組成的反對派，向共產國際聯名控告聯
共中央領導的錯誤。拉狄克代表聯共中央答辯，向擴大會議聲明：聯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條的
錯誤，但不是根本性質的，它已領導革命獲得勝利，而且目前情況已日漸好轉，這就證明反
對派的控告是不應當的。拉狄克這個聲明，多少反映出蘇俄當時的實況。我也曾向擴大會議
就中國問題發言，主要是報告二七罷工的經過，但未引起討論，似僅是這次大會議程中的一
個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約三個星期，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的負責人和我在一起，草擬了一
個如何在中國各地組織秘密工會的辦法，其內容卻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們已採取過的步
驟。它們（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還答應為二七受難工人和被開除的失業工人葬集一筆
救濟金，陸續寄來中國。至於國共合作問題，因孫中山先生返回廣州不久，情況還顯得不很
穩定，故未加討論。我這次赴蘇的任務，至此告一結束，又匆匆的回國了。
①《嚮導》周刊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創刊後，租界當局每次查獲時（在印確中或在販賣中），
即處罰印劇所或書店以高額罰金。這種經濟上的損失，均須由中共中央承擔。
②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開幕。
③ 勞動法大綱全文見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