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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代表孫中山先生接受約束。雖然如此，這些成就曾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傳達到了中國。
我回國以後，曾將這些成就報告中共中央，並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納。中共中央在一九
二二年六月十日所發表的時局主張和七月間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是根據這次大會的
結果所擬具。從此，中共也由一個共產主義研究性質的團體進入政治活動的性質，國共合作
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國革命的議程上。
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回國以後，對蘇俄情況不滿表示，使國民黨人覺得蘇聯新政權與當時
國民黨所領導的廣州政府相較，也不過是魯衛之政，但他對國共合作反帝國主義一點，也作
了適當的介紹，使孫先生和他的信徒們更加注意國共合作的問題。
其他代表們回國以後，對反帝國主義這一點意見是一致的。當時一般中國人還不知帝國
主義為何物，甚至像胡適這樣著名學者也還認為反帝國主義是海外奇談。後來經過中共的宣
傳和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們的多方介紹，“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
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一些甚麼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
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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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第五篇 國共合作的開端
第一章 中共開始了實際政治活動
一九二二年三月間，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須向中共中央的同志們報告此行經過，
又和陳獨秀先生作了多次長談。
陳獨秀先生對政治十分敏感，認為共產國際、世界革命和蘇俄是不可分割的，須相依為
命，互為聲援，共圖發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劃一的計劃，只有以反帝為共同目
標；目前中國革命不是甚麼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對軍閥。環顧全國，
除國民黨可以勉強說得上革命外，並無別的可觀的革命勢力。所以列寧強調國共合作，他深
表同意。不過他總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
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等。
馬林在我到達上海之前約兩個星期，離開中國回莫斯科去了。據陳獨秀先生說，馬林由
他的老友張繼的介紹，偕張太雷於一九二一年底①到達桂林與孫中山先生會談，會後馬林頗
感滿意。他由桂林回到廣州，適值香港海員罷工，他目擊國民黨支持罷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擁
護國民黨等情況，更對國民黨具有好感。因此，他認為孫中山先生可以和蘇俄建立友好關係，
國共兩黨也可以密切合作。他這次趕著回莫斯科去，似為商談國共合作的具體辦法。與國民
黨人士交往多年的陳獨秀先生卻覺得馬林的看法過於樂觀，譏諷他對東方與中國所知不多。
那時中共中央和它的黨員們都沒有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時沒
有聽見過這種議論，馬林離上海前也沒有向陳先生提出過這種主張。當時我們所著重討論的
是中國民主革命勢力和各派社會主義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聯合戰線的問題；我們準備推舉德高
望重的孫中山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革命派，居於這一聯合戰線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夠
有效而持久。我們估計馬林在莫斯科所商談的也無非如此，不會有甚麼重大的變動，因此決
定不必等馬林回來，就採取具體步驟開始進行。
我們首先定於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我們認為此時舉行這個會正合
時宜，而且愈義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國各工會對香港海員罷工曾一致聲援，因而使南北
各地工人間關係密切，彼此休戚相關之誼正在逐漸增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因曾號召各地
工會支援這一罷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領導地位。國共兩黨先行在工會運動中合作，以為初
步嘗試，似乎較易辦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認為如果建立各革命黨派的民主聯合戰線，中
共必須首先獲得代表工人發言的資格。
其次，我們決定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應同時在廣州舉行。青年團是中
共的另一支柱，團員人數也多於中共黨員，但一直沒有建立起一個中央領導機構。我們覺得
確立青年團的綱領，形成一個中央領導機構，以統一團員的意志與活動，此事刻不容緩，須
在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完成。
複次，我們預定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應於上述兩個大會舉行之後，即繼續舉行，以
確定中共在現階段的政治任務。至於會議地點，如在上海，顯然要預防租界當局的干擾；如
改在廣州舉行，自然是很安全，不過當時廣州的政情很複雜，孫（中山）陳（炯明）磨擦之
說已甚囂塵上，如果國民黨內部真發生衝突，我們在廣州舉行大會就會有些不便。因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