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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改組方案起草委員會，陳獨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十五日，孫先生又召集高級干
部會議，討論九人起草委員會所擬訂的改組方案，並推舉胡漢民和汪精衛為改組宣言的起草
委員。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發表了第一次的改組宣陳獨秀先生過去與國民黨人士來
往較多，也與他們有過不少爭執。他被孫中山先生指派為九委員之一，顯系具有促進國共關
系的重要意義。但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願對國民黨內部問題多表示意見。後來，他又被中
共中央派到莫斯科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因而並沒有參加改組方案的
最後制訂工作。
在國民黨方面，孫中山先生總是處於先知先覺的地位，他那時對聯俄容共的政策，主張
最為堅決，興致十分濃厚。但他的追隨者們，並不同他一樣，表面上雖然是一片附和，骨子
里卻有不少的懷疑。國民黨中的右傾與左傾思想同時存在，有的懼怕聯俄容共，會招致列強
的反對，不利於國民黨在政治上的發展；有的認為蘇俄既有意與孫中山先生合作，就不應再
與北京政府談甚麼外交；有的認為聯俄是可以的，容共則頗具危險性。種種疑慮，不一而足。
張繼是國民黨內當時聯俄容共政策的積極支持者。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他還帶了孫中山先生致越飛的親筆信，由上海到北京去與越飛
晤談。但他主要是希望蘇俄能經由外蒙給國民黨以軍火援助，仰國民黨能在北方發動反北京
政府的軍事行動。等到他從越飛方面確知他的計劃一時無法實現時，他對聯俄容共政策的熱
心就開始冷淡下來了。
一九二三年初，越飛因回國道經上海轉赴日本之便，在上海與孫中山先生數度晤談，結
果公布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有名的孫、越聯合宣言。
這個宣言主要確立了國民黨政權與蘇俄政府的關係，同時也是孫中山先生的勝利。越飛
同意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並表示完全支持孫先生的革命；這
些都是孫先生所衷心歡迎的。廣東政局恰在這時發生變動，一月十五日陳炯明退往惠州，通
電下野，國民黨人士正在興高采烈地作重返廣州的打算。孫、越宣言的公布，更足以壯其聲
勢。
已移往北京的中共中央，當時正忙於指導職工運動，不僅沒有參預孫、越的談判，而且
事前也毫無所聞。我們在報上讀到這篇宣言之後，覺得其中“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
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的措詞，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義；而且越飛和馬林未得我們同意，
逕行作這種露骨的表示，也是不應當的。但我們本著關切國民黨與蘇俄能迅速建立友好關係
的心情，對這個宣言只看作是一個具有外交詞令的文件，中共本身並不因此受到約束，因而
也毋庸表示反對。
這個宣言所起的作用確是不平凡，它在中國政局中無異墳下一枚炸彈，因為這宣言是由
蘇俄駐北京的大使與北京政府的反對派領袖所共同發表的，這對北京政府自然是一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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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尤其重要的是，快要重返廣州的孫中山先生及其所領導的南方政府從此實施聯俄政策，而且
還堅定了孫先生改組國民黨和容共的決心，這就開始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新動向。
可是這個不平凡的宣言後來又成為國民黨分共反共的依據，使中國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禍
害。這也許是由于越飛承諾得太多了，事實上又不能做到。這也暴露了蘇俄對外雙重政策的
本性—主要是蘇俄外交部與共產國際間的不盡一致。蘇、國、共的三角關係雖有一個興奮而
愉快的開始，結果卻終於翻臉下場。
第六篇 國共合作的發展
第一章 二七罷工的失敗
中共一直是在遭受壓迫和反抗壓迫中成長起來的。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旗幟的中共中央，
卻寄存在上海租界裡，租界當局自然不會坐視這枝嫩芽成長起來。它經常給予中共以嚴重的
打擊，其壓力也隨著中共工作的發展而加強起來。一九二二年六月間，法租界捕房封閉了中
共發行書刊的機構—新青年書店。這年九月間，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周刊在上海秘密出
版。它根據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宣傳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上海公共租界
的捕房嚴禁這刊物的印刷和發行，雖然這周刊仍不脛而走，銷數日增；但中共中央為了這件
事，也遭受著不少的折磨和經濟上的重大損失①。
同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上海總部又被封閉了，這無異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開活
動的機會。書記部一直保持著普通工會的面目，表面不帶共產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著，由
於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員的罷工，後來又負責召集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成為全國工